董卓起於微末，年輕時有武藝，並在西涼邊塞的漢羌戰爭中摸爬滾打了二三十年，並最終成為西涼軍的領袖級人物。公允地講，董卓之個人能力應當說是比較強的，至少在軍事指揮方面是有比較高的能力的。

董卓能力雖然可謂中上，但從老上司張奐（東漢後期漢羌戰爭中的名將）以及張溫對其的厭惡表現來看，董卓之人品本身就是有問題的，至少是不被張奐這種在人品上“正身潔己”之人所認可的。所以，董卓並非執政以後才表現出其人品低劣與人格缺陷，而是在其西涼軍旅中便有所表現。董卓執政以後的昏暴表現，只不過是把原先的惡劣品性，放大了而已。

出身微末、人品有虧、軍旅背景，這三點都不怎麼招東漢末年逐漸世家化計程車大夫階層所喜歡，甚至還很令當時號稱“清流”計程車大夫所厭惡。所以，即便董卓在其洛陽執政的早期表示出相當明顯的合作姿態，大批次啟用因為黨錮之禍受到壓制的清流士大夫，也無法獲得士大夫階層的真心擁護。以至於，我們反而看到透過董卓控制的朝廷任命的關東郡守，反而聯合起兵討伐董卓，這種非常尷尬的局面。這就徹底激怒了本來就不怎麼好脾氣的董卓，也使得董卓喪失了透過聯合士大夫完善統治基礎的可能，只能透過充滿西涼軍頭色彩的暴力統治維持朝政了。

東漢中後期與西羌的長期作戰，導致整個涼州地區本來就相當彪悍的民風，在羌亂的影響下，變得越發崇尚武功與暴力，這是長期作戰邊疆區域的共性。董卓在西涼邊地摸爬滾打的二三十年，最善於和基層軍人、親漢羌人打成一片，這既是董卓能夠掌握西涼軍心的原因所在，也導致董卓難免沾染了相應習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董卓從小便生長在涼州，中青年時期還長期在涼州作戰，其昏暴的性格，也是可以追溯到來源的。可以說，這一原因決定了董卓難免更崇尚武功與暴力一些。

綜上，“起於微末”和“曾有軍功”都並不一定就代表一個人能夠多麼明智，還要看其成長環境、個性天資與時代條件，董卓就是典型的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