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清言”在當時很流行，特別是統治階級和有文化的人，更視之為高雅之事，風流之舉。

他們在一起討論爭辯，各抒歧異，擺觀點，援理據，以駁倒他人為能事。由於上流社會的普遍參與，“清談”成為時尚。“清談”的方式，絕大多數屬於口談。而就口談而言，又有幾種方式。一是兩人對談，即所謂主客對答。一個人對某一個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謂之“主”；提出不同見解和質疑者，謂之“客”。主客互相質疑對答，往返難休，這是“清談”的主要形式。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過主客雙方都以一人為主，其餘者可以插言。三是“自為主客”。當別人對問題都無高見可抒時，某人可以就此問題自己設疑，自己解答，以發表他的高超的見解。有一次，大家爭論一個問題，最後都窮於詞理，當時宰相謝安，“自敘其意，作萬餘語”，侃侃而談，見解獨特。說完以後，肅然自得，四座沒有不佩服的。當時，人們把共聚“清談”當作抒發情懷的良機，許多名流閒士都熱衷於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論政，不過是官吏、文人為了消遣和顯示自己清高不談俗事而已。《蘭亭序》中說“永和九年，……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鹹集，……”“修禊”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嬉水採蘭，祓穢祈祥的活動，而“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很顯然不止是一般的“修禊”；而是東晉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規模清談盛會。“清談”是辯論演講，它和現代演講的共同點是，要求有新異的觀點，要“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探求義理之精微而達於妙處”。如步入後塵，拾人牙慧，無新穎觀點，就會令人煩躁厭聽。孫盛到殷浩家去“清談”，直到廢寢忘食，不願離去，假如他們談的全是老一套，是不會互相吸引到這種地步的。一場好的“清談”，固然要求理論觀點標新立異，同時還必須有高超的語言技巧來表達觀點。有一次，劉惔到王蒙家“清談”，劉走後，王蒙的兒子問其父：“你和劉惔誰勝了？”王蒙說：“韻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韻音令辭是語言優美動聽，“往輒破的”是說理論上一發即中。前者包括聲調抑揚頓挫，和暢悅耳和詞語準確犀利，精當有力，是講“清談”的形式；後者說的是清談的內容。由此可見，王蒙是把“清談”的內容和形式並列起來看待的。“清談”中，氣氛一般很隨便，在激動的時候，往往助以手勢，身體擺動，甚至起舞，引吭；談到酣醉地步時，便無所顧忌了，口出粗言也是有的。“清談”也有詭辯者。當然，詭辯者需有敏捷的思維和善辯的口才。王苟子和許洵辯論，王苟子不得勝，而反過來，“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實為交換命題），王苟子還是告敗。可見許洵的詭辯何其機巧。“清談”是適應當時封建士大夫階層的需要，承襲東漢清議的風氣，就一些玄學問題析理問難，反覆辯論而發展起來的。王弼、何晏等玄學家是著名的代表人物、清談既是從玄學發展而來，必尚虛無之論，後人對它的意義，一語道破：“虛無之談，尚其華藻，此無異於春蛙秋蟬，聒耳而已。” “請談”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它所對應的政治現象是魏晉士族制度及封建等級特權；它所對應的經濟基礎是漢末以來的豪強地主經濟和士族莊園經濟。隨著士族制度的崩潰和士族政治經濟特權的喪失，必然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