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地下出土了一些秦朝時代的墓葬（如湖北省永安縣雲夢澤睡虎墩“喜”墓葬）的竹木書簡，要是和《漢書刑法志》的漢代刑罰記載對比，可以發現兩者幾乎一字不差。為何秦朝立國十五年二世而亡，而漢朝立國近四百餘年呢。秦朝的皇帝與漢朝皇帝的區別在與治國理念的不同。秦朝的秦始皇趙政、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嬰的理念在於三個字，即“法當刑”。就是一個人（國民）犯了罪而帶來的刑罰處理是“當”的，就是應當的。而漢朝皇帝則不同，漢朝的漢孝惠帝在位只有七年而繼位當年劇《史記呂后本紀》和《漢書孝惠帝本紀》記載他就提出了，犯了肉刑罪的犯人如果年齡過大或是太小的允許家人出錢贖罪，給犯人改過的機會。秦始皇趙政犯過的錯誤漢武帝劉徹都犯過而結局是不一樣的，除了劉徹“雄才而大略”外（該記載詳見《資治通鑑》）再有就是理念的不同。秦始皇趙政等秦朝皇帝被法家思想束縛了。

簡單來說就是“打天下和治天下”的區別。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秦國至商鞅變法之後，以法家理論治理國家，重耕戰，明賞罰，賢君名臣良將倍出，上下一心，國勢已遠超東方六國，再加上秦始皇雄才偉略，一統天下已是必然。然而在統一之後的治理上，卻不盡人意，最終二世而亡。對照漢朝初建的情況，作簡單分析吧：第一，治理模式生搬硬套，沒有因地制宜。在原六國故地上一律強推郡縣制和法家制度，而且操之過急，導致水土不服，就像空中樓閣，政權架構根基不牢，簡單來說就是步子太快扯了蛋。派駐的官吏要麼被地方豪強架空，成了擺設，要麼和豪強同流合汙，挖帝國牆角。反觀漢朝的建立者劉邦集團就要高明得多，分封和郡縣搭配進行，在政權架構上符合當時實際情況，慢火細烹，逐漸穩定了全域性。第二，沒有休養生息。常年戰亂，無論秦國還是原六國都已經民生疲弊，不堪重負，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始皇帝卻繼續延續好大喜功，急於求成的執政方略，築長城、建阿房、建驪山陵等，不惜民力，導致上下離心，民間的怨憤不滿情緒實際上已經達到了臨界點。反觀漢朝，建國後執行黃老之道與民休息，從上至下都從戰亂中緩了一口氣，整個社會的情緒也趨於穩定，就算稍有叛亂，也因響應廖廖迅速平息。第三，兵力分散。軍隊是作為國家統治的壓艙石，重要性不言而喻。秦統一六國後，為了統治廣袤的土地，軍對必須四處駐守，導致兵力相對分散，這本來不算什麼，但又為了征討匈奴和南越等地，特別是南越，簡直是個巨坑，重兵團成建制長時間大量抽調，導致腹心地區兵力嚴重不足，在六國起義的浪潮下，那些分散駐守、忠於秦國的官吏和駐軍難以形成合力，終被一一消滅，導致最後出關平叛的主力居然是十幾萬修驪山陵等地的刑徒，就這些人也差點幹翻了六國叛軍，但最後偏偏遇上項猛男，一戰玩完。反觀劉邦集團，建國後猛將守四方，除了和匈奴、英布短時間大規模的幹了一架以外，幾乎沒有發動長時間大規模戰爭，在強大軍力的威懾下，收起心思老實過日子，就成了多數豪強唯一的選擇。第四，頂層作死。由於秦始皇那愛自由的老媽和強勢的乾爹給他留了太多的童年陰影，導致他既不立皇后，也不立皇儲，權利慾爆棚，簡單的來說就是集權過了頭，完全失去制約，他活著尚能掌控局面，他一死就立馬失控了，胡亥掌控能力不足又寵信奸佞，扶書、蒙恬等自殺，秦公族慘遭屠戮，統治階級內部搞成了一鍋粥，四分五裂，事實上原六國豪強起兵之時秦朝的大腦中樞就已經腦中風了。反觀漢朝，朝堂的權利基本平衡，權力交接也較為平穩，雖然有諸呂作亂，但破壞力比起胡亥殺戮公族和朝臣差遠了，朝廷的正常運作沒有受到嚴重影響。總之，上層自亂陣腳、下層離心離德，滅亡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