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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少年情誼最動人心魄的表達
“我只有他這麼一個好朋友……”——四兒被抓後小馬埋頭痛哭“我現在天天帶著他送我的戒指,很酷耶!只是不知道哪天可以讓你把一下。”——小貓探監時給四兒留下錄音帶時畫外音楊德昌導演的1991年作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豆瓣評分8.7】已成一代人心中無法逾越的經典。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以主人公小四兒自傳性敘事,輻射出臺灣過去數十年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化歷程,記錄了一段錯亂的歷史。
民國三十八年前後,數百萬的華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臺灣,少年卻發現父母正生活在對前途的未知與惶恐之中。這些少年在這種不安的氣氛裡,往往組結幫派來壯大自己的弱小薄弱的生存意志(《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電影開頭字幕)。小四兒福柯曾論述“任何社會都內在的需要它的離軌者,離軌者的命名與放逐,是社會權利得以正常運作的重要保障。”
好萊塢電影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良載體,其顯著優勢之一,便是對文字中離軌者的準確選取與命名。然而在楊德昌這部電影裡,被作為離軌者加以囚禁的小四兒卻是頗受人同情的一位,是某種意義上的受害者和犧牲品。小四兒並非作惡多端的少年,只要體驗過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貧乏,只要曾在高壓的社會和教育體制下委曲求全,只要是經歷過欺凌、威脅和背叛,都不難理解那個時代的少年。小四兒的入獄代表著整個少年群體的暴力和囂張被社會的制裁和閹割。
小馬小馬這個角色無時不刻不帶有濃厚的紈絝子弟的氣質,權貴之子的身份像牢籠一樣把他和普通少年隔開,倔強的表面下實際埋藏了孤單的靈魂。小四兒給了他心理依靠,使他有了幫派朋儕中的歸屬感,小四被抓後這種依靠和歸屬感被無情的剝離,警察的盤問擊破了他最後的心理防線。小四入獄而小馬心理崩潰使二人構成了雙重意義的落網,小四兒的落網是生理意義上的監禁,小馬的落網是心理意義上的俘虜,少年之間的深情厚誼可見一斑。
小貓個頭矮小的小貓無疑是生理意義上的弱者,在眾多生理發育極好的同齡人裡他像一個滑稽的孩童,只有唱歌站在木箱上時才可以和他們同高,顯然在幫派裡小貓是不被當做正常意義上的一份子的。面對小貓的糾纏對手不是將他“制服”而是拎著他的衣領把他“扔開”,儘管如此小貓還是一次次的衝上去給小四兒解圍,這一行為蘊藏著一個少年願為朋友赴湯蹈火的勇氣和悲壯。
友情的堅固來自二人共同的守護和忠貞,監獄裡的世界與世隔絕,顯然小四兒已然不能和小貓正常意義上的交流,但小貓仍然再三哀求獄警把得到貓王禮物的訊息帶給小四兒。“只是不知道哪天可以讓你把一下”,個頭矮小的小貓甘願做無償做遙遙無期友情的守護者,少年深情流露無遺。
這部電影一貫被解讀為少年成長的困惑不安、青春期的畸形,電影中少年情誼的表達在前者的陰影之下多被觀者忽略,故本文從這一角度切入。
電影的確沒有濃墨重彩地刻畫描繪幫派少年之間的情誼,僅僅看似無心地的堆積了很多細節後用幾句臺詞推潑助瀾,時而粗狂、時而優雅、時而被詩化的少年情誼便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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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識小明(楊靜怡)前,小四(張震)是典型的乖仔,是父母的希望和兄妹的驕傲(一家人指望他考上名牌大學將來提升全家的社會地位),他有一個喜歡搖滾樂的自稱“小貓王(王啟贊)”的好友,兩人雖會去樹林看人幽會,但過的是與周圍諸多在“小公園”混的少年人完全兩樣的生活。
喜歡上小明後,小四便像跌進一個無底深淵,開始被外界的各種力量牽著鼻子走。新識仰慕物件honey(林鴻銘)猝死,一向敬重的父親的自尊與精神因為某次事件嚴重受損,加上將一次次“欺騙玩弄”他感情的小明“看透”,血氣方剛又有很強道德感的小四終於走上犯罪的道路,期望用自己的刀結束事件的根源。但小四不知的是,他眼中的根源只是這條食物鏈中微不足道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