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詩歌提倡新格律詩，主張"理性節制情感"，反對濫情主義和詩的散文化傾向，從理論到實踐上對新詩的格律化進行了認真的探索。

新月派詩歌堅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現的、貴族化的"純詩"的立場，講求"本質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謹嚴"，但詩的藝術表現、抒情方式與現代派趨近。

新月派詩歌在節奏上，需求韻節，在鍵鎖的關聯中，需要最密切的接合，就是意義上也必須遵守合律的進展。

一點拙見，希望對您有用。

首先，新月派是現代新詩史上一個重要的詩歌流派，受泰戈爾《新月集》影響。該詩派大體上以1927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20世紀20年代，中國現代新詩進入發展的間歇期，新詩人都在尋找現代詩發展的新方向，新月詩派就是當時新詩潮的一脈，另外兩條新路一是前期象徵詩派，二是新起革命詩派。

新月詩派被史家稱為“格律詩”，這反映了該詩派的一大特點，即注重“格律”。

關於這一詩派的時間起止很是模糊，各家說法不一，但據文獻記載，新月詩派形成於1926年4月1日，當時以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等“清華文學社”同仁為主幹，他們創刊了《晨報·詩鐫》，後又以《新月》為集結，一直到30年代初的《詩刊》走過了前期發展階段，前期代表詩人有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朱湘等人。

前期新月詩派以創作實踐為主，很少發展相關理論，關於該這一時期的詩學理論散見於詩人發表的文章當中。比如，徐志摩曾論述新月詩派的共同主張大致如下：

1、關於新式的創格，即各種新格式和新音節的發現。

2、強調一書創作中的人的重要性。

詩人朱湘認為，新詩應當特別用力在音樂與外形兩者之上，而且只有這樣，新詩有希望興盛。可見，格律的謹嚴是他們的一致追求，對節奏、音節、格式的要求都是以和諧、均齊、調和、整齊作為美學原則。

此外，作為對五四時期濫觴的浪漫主義文學的抨擊，他們強調後天的苦學，訓練和勤奮。比如1928年，梁實秋在《新月》創刊號上作《文學的紀律》一文，抨擊天才的獨創和想象的自由。他指出：偉大文學的力量，不藏在情感裡，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裡面。

這就表達出了新月詩派的另一大特點就是他們極其注重“理性”。但是，這裡的理性不是認識論上的，而是具有倫理學意義上的理性，表現為一種倫理的標準和準則。與之相對應的就是“情感”。

也就是說，他們反對一味的表達情感而沒有節制，比如一些新詩裡毫無實質內容，而充斥著情啊、愛啊、傷感啊、鬱悶啊，他們認為這是不“健康”的。

因而梁實秋說，文學注重的是健康，而健康是由各個成分之合理的發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現畸形的現象，做到這個地步，必須有一個制裁的總樞紐，那便是理性。

徐志摩也貶低情感，崇揚理性，他說，“我們相信感情不經理性的清濾是一注惡濁的亂泉，要求在情感這頭駿悍的Mustang的什背上，謹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如此看來，前期新月詩派就是格律與理性融合。詩人T·S艾略特認為詩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表達感情和感受。前期新月詩派的抒情詩也表達感情，只是他們更加看重對情感表達的剋制。

但從更廣的角度看，新月派詩風傾向於表達個人情感，也就是“小我”，他們遠離時代潮頭，轉而轉向內心，這點難免被時代所詬病。

30年代新月詩派發展到後期，代表詩人有葉公超、梁宗岱、孫大雨等人，這一時期特點可以概況為兩個方面：

一是朝向新時代靠攏，視野擴大，作品題材也有所擴充套件，不再侷限於“小我”。比如朱湘的《國魂》。

二是藝術上的創新。

這一時期受西方詩學影響，出現了象徵主義詩學、以及受到了現代主義影響，這包括受到西方詩人T·S艾略特《荒原》“荒原意識”的影響，所謂“荒原意識”即詩人面對現代社會做出的整體性的思考和批評。代表作品比如孫大雨《自己的寫照》，展示詩人對全人類的思考。

在30年代，由於時局影響，新月詩派失去了統一的刊物陣地，新月詩派隨之出現一種鬆散狀態，無論是前期的新月詩派還是後期受西方影響的新月詩派都為中國現代詩的發展抹上了靚麗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