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是一種儒家思想，提倡的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民貴君輕，人性本善”的統治思想治理天下，放置現在，也是一種先進具有時代性的思想。

具體體現在施政方略要體現對人民的關切與愛心，讓農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權，輕賦稅，讓農民有自己的“恆產”，少刑罰，君納民言，主張君王有過錯，臣民可以規勸君王，若多次規勸無效，臣民可以推翻他，反對暴政，搜刮民財。民可載舟亦可覆舟，仁政更利於統治者的長久統治。

仁政即人治，即王道。是依賴古時執政者們的個人能力、性格等條件出現的治國方式。但仁政也有民本論的萌芽，於今日看便涉及民主。《孟子·公孫丑上》曾說“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如解倒懸”。反向理解，可以視為即便是大國，如果民不悅，於統治者也會有倒懸之危，成語“解民倒懸”便出自此處。

然而這種儒家的政治主張逐漸不再可取，是因為它率先體現在階級上，並且在實踐操作中表現的也較被動，人死政消仁自無，並非長久之計。早到帝王將相，晚至地方胥吏的發展上，仁政雖然出現了細化，但每一次都是繼任者的不仁，引發了戰亂。或皇帝對官吏，或官吏對黎民，隨著細化，少有再見到皇帝與黎民之間的再發展。

至於如何去看仁政……兩方面。以宋代文彥博所說的“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為例。這句話所說明的是古代仁政的侷限面。如同西方的國王領主騎士一樣，文彥博所強調的是各階層之間。因此趙宋皇帝的仁政。是要先對士大夫施行的，故而有賞賜、弔唁官員。說穿了就是“羊倌對狗好點，狗自然會對羊好點”。這種仁政貫穿了古代各階層之間，互有關聯。

而如果從薄民賦，輕徭役、寬刑罰這些事情去看仁政，也先要去區分“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白居易）”與“歲儉依仁政、仁政惟敦本（農事）”等方面的區別（分見唐代劉長卿、宋代胡寅）。就這點來看，古時執政者們除了對天災人禍的治理手段，也就是勤儉克己、親耕勸農、廢除肉刑等事，可稱之為仁政了。

一仁政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仁是對別人的友愛和親善，簡言之仁者愛人，用現代說法叫博愛。建立仁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二中國古代社會是階級社會，政權本身就不是仁愛而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仁政只能在統治階級內部實行，對被統治階級只能是剝削和鎮壓。這是仁政在階級社會的本質。

三仁政和暴政是對立的，仁政相對於暴政而言對百姓是有一定好處的。比如西漢的文景之治、隋文帝的愛民、唐朝的貞觀之治、宋朝的仁宗年代及清朝康乾盛世，相對來說階級矛盾較緩和，生產發展賦稅較輕，邊境安定，有利於百姓休養生息。

四仁政在現代世界的表現形式。從世界主要國家的情況看階級矛盾比較緩和，和平發展是各國的主流趨勢。西方世界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經幾百年的發展日益成熟穩定，百姓的基本權利能保證。但其實質是資產階級統治，並不是勞動人民的政權，他的仁政要求人們的一切活動以不損害資產階級利益為前堤。另一種社會形態就社會主義制度，是人民主專政的國家，專政物件不是對立的階級而是極少數壞人，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保證。政權的本質是為人民服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仁政的政權。

以民為本之政，是為仁政。儒家的仁政與法家的苛政形成鮮名對比：

一、薄賦斂，使民以時。

儒家提倡稅賦十分之一。徭役不得耽誤農時。百姓服徭役每年三日。若超過三日，算加班。首先，需要百姓自願。然後，要支付報酬。法家主張的賦稅是十分之五，徭役比儒家沉重百倍。

如果把儒家和法家比喻成企業。

儒家的企業是朝九晚五的八小時，雙休日，帶薪休假，五險一金，月薪兩萬人民幣。

法家的企業是每日十六小時，全年無休。沒有保險。月薪兩萬日元。

法家利於企業老闆和君主。儒家利於員工和人民。

二、哀鰥寡，患孤獨。賑貧困，補不足。

儒家提倡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扶持鰥寡孤獨等最弱勢群體。

而法家則認為，發生饑荒，坐看百姓餓死，也不能賑災。

三、反對執政者鉗制刑法，不能以法害人。

立法為民——奉法以利民。

司法獨立——孔子批判君主折獄無論，以意為限。

疑罪從無——孔子曰：大辟，疑，赦。五刑，疑，赦。

不罪無辜——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而法家主張法律必須體現君主的意志。君主必須牢牢鉗制刑法。寧枉勿縱，夷族連坐。

法家無疑是法治的頭號死敵。人類法治思想的鼻祖，是聖人孔子。

仁政之法，才是法治，暴政苛政之法，是極端的人治——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