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人性邪惡的本質。理想社會中，“正義是心靈的美德，不正義是心靈的邪惡，所以正義的人生活好，不正義的人生活得壞”。而現實世界正好相反，“幹了壞事而不受罰，受了罪而沒法報復”。因此，“在任何場合之下，一個人只要能幹壞事，他總會去幹的”。
邪惡的根源在於人的慾望。柏拉圖承認慾望是人靈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認為靈魂由三部分構成：理智、情感和慾望。他也根據這三部分在人的天分中的比例來決定不同的社會分工：理智比重大的人，有資格成為統治者；情感比重大的，可以成為軍人這一類的輔助者；慾望成分最大的，只能成為生產者。
然而，柏拉圖沒有考慮到，人的慾望是天生且無窮的，而理智和情感是習得且有限的。以有限來限制無窮，只有“存天理，來人慾”的聖人才能做到。因此，人性的邪惡不可戰勝。
二是世事變化的真理。“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柏拉圖理想中的城邦國家，貴族、平民天生註定、安分相處，這來源於他自身的貴族出身和既得利益的考量。這種血源政治制度就在他當時的奴隸制時代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創造90%社會財富的奴隸和外邦人口受制於只佔人口10%的雅典貴族和市民階層，擁有巨大財富的市民階層和非雅典公民也不斷挑戰貴族統治的權威。一些富裕起來的市民躋身統治者行列，而一些貧窮的貴族和市民淪為債務奴隸。柏拉圖對世事的變化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處處以學院派自居，離現實、離社會只能是越來越遠。
三是宇宙理性的虛無。柏拉圖自小受古希臘神話和雅典聖賢的影響，將“神即正義、善即美德”作為亙古不變的“宇宙理性”，這也是柏拉圖思想的核心。但我們知道，古希臘的神遠非正義的化身，他們最大的愛好是作樂和作惡。雅典的聖賢除了探究世界的本源，就是搬弄詭辯的遊戲。出了一個蘇格拉底，還是那麼的冥頑不化，誓死捍衛那漏洞百出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尊嚴。柏拉圖所尊崇的理性，無非是透過金銀銅鐵的劃分，維護貴族的統治；推行共產共妻共子，保持國家的強大；實現哲學家的統治，達到個人理想。無利而不往，貴族身份的哲學家柏拉圖野心彰顯無疑。
哲學家首先是人。哲學家的任務也是研究什麼是人、如何為人。按照柏拉圖的觀點，人是縮小的國家，國家是放大了的人。瞭解人性是哲學家的使命，但駕馭人性不一定是哲學家的擅長。看來，哲學王的道路且遠且長。
“有兩個王，一個統治著可知世界，另一個統治著可見世界”。
哲學家就呆在可知世界裡好了。
一是人性邪惡的本質。理想社會中，“正義是心靈的美德，不正義是心靈的邪惡，所以正義的人生活好，不正義的人生活得壞”。而現實世界正好相反，“幹了壞事而不受罰，受了罪而沒法報復”。因此，“在任何場合之下，一個人只要能幹壞事，他總會去幹的”。
邪惡的根源在於人的慾望。柏拉圖承認慾望是人靈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認為靈魂由三部分構成：理智、情感和慾望。他也根據這三部分在人的天分中的比例來決定不同的社會分工：理智比重大的人，有資格成為統治者；情感比重大的，可以成為軍人這一類的輔助者；慾望成分最大的，只能成為生產者。
然而，柏拉圖沒有考慮到，人的慾望是天生且無窮的，而理智和情感是習得且有限的。以有限來限制無窮，只有“存天理，來人慾”的聖人才能做到。因此，人性的邪惡不可戰勝。
二是世事變化的真理。“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柏拉圖理想中的城邦國家，貴族、平民天生註定、安分相處，這來源於他自身的貴族出身和既得利益的考量。這種血源政治制度就在他當時的奴隸制時代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創造90%社會財富的奴隸和外邦人口受制於只佔人口10%的雅典貴族和市民階層，擁有巨大財富的市民階層和非雅典公民也不斷挑戰貴族統治的權威。一些富裕起來的市民躋身統治者行列，而一些貧窮的貴族和市民淪為債務奴隸。柏拉圖對世事的變化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處處以學院派自居，離現實、離社會只能是越來越遠。
三是宇宙理性的虛無。柏拉圖自小受古希臘神話和雅典聖賢的影響，將“神即正義、善即美德”作為亙古不變的“宇宙理性”，這也是柏拉圖思想的核心。但我們知道，古希臘的神遠非正義的化身，他們最大的愛好是作樂和作惡。雅典的聖賢除了探究世界的本源，就是搬弄詭辯的遊戲。出了一個蘇格拉底，還是那麼的冥頑不化，誓死捍衛那漏洞百出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尊嚴。柏拉圖所尊崇的理性，無非是透過金銀銅鐵的劃分，維護貴族的統治；推行共產共妻共子，保持國家的強大；實現哲學家的統治，達到個人理想。無利而不往，貴族身份的哲學家柏拉圖野心彰顯無疑。
哲學家首先是人。哲學家的任務也是研究什麼是人、如何為人。按照柏拉圖的觀點，人是縮小的國家，國家是放大了的人。瞭解人性是哲學家的使命，但駕馭人性不一定是哲學家的擅長。看來，哲學王的道路且遠且長。
“有兩個王，一個統治著可知世界，另一個統治著可見世界”。
哲學家就呆在可知世界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