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詔”這個字在古代也是皇帝的專屬，而“罪己詔”就是古代皇帝自責的一種詔書，說白了，就是皇帝的一份“檢討書”。而“罪己詔”出現的時候，一般是在國家遭受天災、皇帝統治出現危機或者是皇帝自己感覺自己做錯了，在這樣的時候，有的皇帝會下罪己詔，昭告天下。

在古代的時候，曾下罪己詔的皇帝，不在少數，如在漢朝時期，漢安帝時期，鬧饑荒，而且很嚴重，都出現了人吃人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漢安帝就下了一份罪己詔，大意就是出現這種災難，是他的過錯導致了上天的懲罰，所以他“寫”了這份檢討書，來檢討自己。

詔曰：朕以幼衝，奉承洪業……至令百姓饑荒，更相啖食……咎在朕助不逮。

而說起罪己詔，還是要說一說明朝的崇禎帝，崇禎帝在位期間，在不同的時期，六下罪己詔，寫了六份檢討書，當然，這也是跟當時明朝的局勢有關，畢竟崇禎帝時期的明朝，天災人禍，內憂外患，所以崇禎帝也是需要這個罪己詔來向天下，表示一下他的態度。

在歷史上的皇帝中，除了這兩位，還有一些皇帝也曾下罪己詔，如漢武帝、唐太宗……，那麼，這些皇帝下罪己詔有什麼意義呢？

意義一:上面提到，罪己詔其實就相當於是皇帝的檢討書，那麼罪己詔最直接的一個意義就是，能夠讓皇帝自省，比如皇帝認為自己的決策上出現了失誤，然後他下了罪己詔，那就是他意識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足之處，表達一種悔過的態度。意義二:安撫天下。古代的時候，人們對於大自然是很敬畏的，而且科技也不發達，所以人們對於地震、乾旱等天災，都會認為是上天的懲罰，而皇帝在古代的時候，是宣揚一種“君權神授”的思想，所以，出現天災，皇帝下罪己詔，將天災的出現歸於自己的過錯，以此來安撫民心。意義三:就是沒有什麼太大意義。在古代，有的王朝已經走上了末路，國內反對呼聲很高，而皇帝在這樣的情況下，下罪己詔，其實就是想借此來平息一下天下民心，維護統治，但這已經沒什麼意義了，畢竟王朝的滅亡不是皇帝一份檢討書就能改變的。

罪己詔，就是皇帝寫檢查，是皇帝自我批評的文字。是古代帝王在朝廷出現問題、國家遭受天災、政權處於安危時，自省或檢討自己過失、過錯發生的一種口諭或文書。

“罪己詔”中的“詔”字，《說文解字》的解釋是：告也，從言從召。東漢的鴻儒鄭玄為“詔”作注，謂之：“詔，告也”。告，告訴，對人說。這個人有上，也有下。自秦始皇開始，“詔”的語權就變成皇帝的專利了。“罪己”，就是帝王責怪、自省自己的“口諭”，與“詔”字並用，就成了詔告天下的一種文書。

漢文帝劉恆

古代帝王，卻也是人，是人，難免也會犯錯誤。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頒佈“罪己詔”的人是漢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議漢文帝要早立太子，漢文帝不同意，就頒“詔”說：“朕既不德……”意思是說，如果我現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漢文帝又下了一個“罪己詔”。

從漢文帝開始，如果包括袁世凱在內的話，在中國歷史上，總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整個時間跨度為兩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為限的話，那麼最後一份“罪己詔”頒佈的時間應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時間跨度是兩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詔。

各朝下“罪己詔”的皇帝數量分別是：漢代十五位（呂后算一個），接下來三國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吳國兩位、兩晉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遼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佔比例來算的話，清朝最熱衷此事：十個皇帝有八個下過“罪己詔”。

漢武帝輪臺罪己詔

“罪己詔”既然為“罪”，這罪自在帝王。可帝王們是“金口玉牙”、“奉天承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最大的正確化身，要帝王認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們不排除這認錯的八十九位皇帝有真心認錯的，可相當多的帝王們，卻拿了它來裝點自己，或者只是應急，並不真的要改正，這一來，下“罪己詔”的次數越多，也就越是不把“罪己詔”當回事，“罪己詔”反而成了他們作秀的工具與擋箭牌，所以，越到後來，問題就越嚴重，以致到了國難不可收拾的地步，明崇禎皇帝便是這麼一個結局。

有趣的是北宋初年，出現了大規模旱災與蝗災，時任皇帝宋太宗，超級迷信，帶眾大臣向蒼天祈雨，蒼天不答應，太宗便親手寫一道聖旨：“朕將自焚，以達天譴。”結果奇蹟出現，《宋史》有記：“翌日大雨，蝗盡死”。其實，誰都不會讓皇帝真自焚，但他至少向天下表明，自己有過錯，得罪了上天，做出了認錯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