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時稱學校為“辟雍”，是少數奴隸主貴族讀書的場所。古代的學校稱為庠、序、學、校、塾。在開始產生時並不都是專門的教育機構，而兼為習射、養老的場所西漢時學校分中央和地方兩種，中央設太學，是國家最高學府，相當於今天的大學。地方上置學宮唐時代辦學達到古代極盛時期，學校分類更細，明清時的學校基本是承襲隋唐的，但由於科舉制發展，使學校成為科舉制的附庸和裝飾品清末，開始興辦近代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的《欽定學堂章程》中稱學校為學堂。到1907年，新式學堂遍設各地辛亥革命以後，教育部公佈新學制，“學堂”一律改稱“學校”，並一直沿用至今。

世界上最早的學校誕生在蘇美爾，這就是“泥版書屋”。20世紀30年代，法國考古學家安德烈·帕羅特在兩河流域上游的名城馬裡發掘出了一所房舍，被認為是現今發掘的世界上最早的學校。這所房舍包括一條通道和兩間房屋，大間房屋長44英尺、寬25英尺；小間面積為大間的1/3。大間排列著4排石凳，可坐45人左右；小間排列著3排石凳，可坐20人左右，很像一所學校的教室。房中沒有講課用的講臺，但發現了很多泥版，像是學生的作業。這所房舍靠近王宮，附近還有泥版文書的儲存地，因此，考古學家推斷，這是一所學校，建造時間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是人類最早的學校。如果這一推斷正確，那麼美索不達米亞的學校要比古埃及於公元前2500年出現宮廷學校早1000年左右！

其實，早在20世紀初，考古學家在蘇美爾的重要城市舒路帕克發掘出了許多學校的“教科書”。這些泥版“教科書”的時間確定為公元前2500年左右。這也說明這一時期學校已經存在於蘇美爾了。

迄今為止，考古學家所發掘的學校遺址，大致包括三種類型：一是王宮附近的學校，包括在拉爾薩、烏魯克和馬裡等地發掘的學校遺址，這類學校可能由王宮設立；二是靠近神廟的學校，它們可能是由神廟建立的；三是臨近書吏居住區的學校，這類學校遺址主要在尼普爾和基什（今阿爾海米爾）。這三類學校究竟誰佔據主要地位，就現有材料來說還無法作出結論。有的學者認為神廟學校可能居於主導地位，但缺乏有力證據。

蘇美爾的學校稱“埃杜巴”，意思是“泥版書屋”，又可稱書吏學校。其辦學目的主要是為王室和神廟培養書吏或書記員，為統治階級服務。與此相適應，在課程設定上，大體上分為三類——語言、科技知識以及文學創作。語言是最基礎的課程，首先要學蘇美爾語，以便適應神廟祭祀和宗教活動的需要。蘇美爾語是顯貴階層的語言，在古巴比倫時期，懂得蘇美爾語被視為有學識、有教養的標誌。除此之外，學生還要學習計算、幾何以及其他科學知識，以適應管理土地和商業貿易活動的需要。在蘇美爾出土的一些教科書，內容涉及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學以及天文、地理等多種學科。

在組織和管理上，泥版書屋已經與現代學校有些類似了。在蘇美爾，學校最高領導叫“烏米亞”，意思是專家、教授，因其學識淵博而受到學生們頂禮膜拜，被稱頌為“你是我敬仰的神”。教師在蘇美爾語中叫“泥版書屋的書寫者”，每個教師負責一門學科。助教稱“大師兄”，負責給學生準備泥版、檢查作業等。學校還有一些教輔人員，叫“泥版書屋的管理者”，負責圖書館和其他後勤工作。對學生，則實行獎懲分明的制度來管理。表現好的給予表揚，對違反學校紀律的學生則實施處罰，一般是用鞭子抽打或用銅鏈鎖住雙腳關禁閉，嚴重的開除學籍。

學者（如孔夫子）講學發展為私塾，史官（如老子）傳學反展為官學，二者相互補充、結合，直至現代採用了西方體制的洋學校。

中國歷史上，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學府應該是戰國時期田氏齊國所建立的稷下學宮。

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國學術思想史上蔚為壯觀的各種學術思想齊現的場景，就是以稷下學宮為中心展開的。因選址於齊國都城臨淄城稷門附近，故曰“稷下學宮”。

學宮由齊威王所建，所以是一所官辦學校，諸子百家都可以來此講學，其中大家耳熟能詳的孟子、鄒衍、荀子都曾在此宣講各自的學說，尤其是荀子，三次擔任過學宮的校長，所以說是私家主持性質，這些學者在這裡相互爭辯，又相互學習，很多學說鉅著因此面世。

稷下學宮的成員可以做政府的智囊團，可以著書立說，也可以廣收門徒，普及教育，其意義不亞於一所綜合性的大學，中國的各種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在這裡找到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