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還得從司馬睿建立了東晉王朝說起，雖然建立了王朝，卻無法得到南方豪門望族的支援，於是他決定藉助北方豪族王導和王敦的聲勢，來拉攏南方豪族。公元316年，繼5年前攻陷西晉都城洛陽後，匈奴貴族劉曜又派兵包圍長安，長安城斷糧。11月，晉愍帝司馬鄴出城投降，西晉滅亡。12月，司馬鄴被殺。第二年，愍帝被害的訊息傳到建康（今江蘇南京），西晉宗室、琅訝王司馬睿為之服喪舉哀。

三天以後，司馬睿繼承晉統，即皇帝位，建立東晉。就在司馬睿的登基儀式上，發生了千百年來罕見的一幕。晉元帝司馬睿整理好衣冠，在莊嚴的鼓角聲中登上大殿中的臺階，走向御座。他的文武百官神情肅穆，仰望著皇帝的背影，一切都中規中矩。突然，司馬睿轉過身來走下臺階，從底下的那群臣子中拉出一個人來，畢恭畢敬地說：“仲父，我一個人坐那個位子，心中忐忑，請你跟我一道兒上去好不好？”此言一出，百官臉色稍微變了變，互相看了看。

這個被稱為“仲父”的大臣連連擺手說：“不行不行！您是皇帝，好像太陽一樣，假如太陽跟萬物同輝，臣子們又該瞻仰誰呢？”司馬睿卻不這樣認為，堅持要拉“仲父”上座，好像在熱心挽留客人，絕不放手，“仲父”則堅決推辭。雙方拉拉扯扯三四個回合，司馬睿看“客人”確實沒有留下來跟自己做伴的意思，這才罷手，當起了孤家寡人的皇帝。

這位“客人”名叫王導，司馬睿為什麼要稱他“仲父”，拉他登上向來都是皇帝獨享的御座呢？要弄清真相，我們的眼光要往前看十多年，從司馬睿還是琅訝王時說起。西晉開國後分封宗室，在徐州北部，今天的山東南部劃出一塊地，花了一億錢將他贖回。公元547年，84歲的梁武帝想念同泰寺的佛祖，故技重演，群臣再次出錢，同泰寺又得了一億錢。

梁武帝的事佛之心自然表露無遺，但總顯得有些虛偽。佛教有禁止殺生的規矩，梁武帝一絲不苟地遵行。他整天吃素，下詔宗廟祭祀不用牲畜，但是為了不讓祖先及天地神靈發怒，於是就用面做成牛、羊等牲畜的形狀，暫且作為替代品。梁武帝之所以不穿絲綢做的衣服，據說也是因為取絲抽繭會殺死眾多蠶的生命。

皇帝提倡佛教，朝中的王公大臣聞風而動，也爭相建造佛寺，有的乾脆施捨出自己的住宅做佛寺，或者給佛寺大筆大筆地捐錢做功德。南朝的佛教到梁武帝時臻於鼎盛，據說當時僅僅建康城內外就有寺院500多所，僧尼達10萬餘人。梁朝境內如此多的佛寺和僧尼，佔有大量的社會財富，卻不負擔國家的賦役，重擔自然轉移到平民百姓頭上。

梁武帝晚年政治判斷力下降，接納了東魏大將侯景的投降。不料侯景發動叛亂，於公元549年3月攻進建康，梁武帝被囚禁，憂憤飢病而死，終年86歲。

但凡稍微瞭解晉朝歷史的人都知道，西晉的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東晉在那樣的歷史環境下，如果沒有那些大地主的支援，僅僅靠司馬睿，是絕對不可能建立東晉的，因為沒有那些名門望族的支援，一切都是徒勞的！司馬睿明白這一點，不得不放低姿態，以取得他們支援！

這就是所謂的“王與馬共天下”。

兩晉從晉惠帝開始，歷代皇帝基本上就處於被一個又一個權臣控制的狀態。西晉的時候，權臣還是那些姓司馬的宗室，什麼趙王、楚王、成都王、東海王一大堆。這群傻缺王爺在八王之亂裡一通亂七八糟的打，最後拼了個同歸於盡，不光鬧得中州陸沉，中原遍地腥羶，皇族手上的力量也因此被消磨得乾乾淨淨。

這樣衣冠南渡後，司馬家的宗室力量已經沒有了，只能依靠有錢有人計程車族的幫助。

當年渡江南下可不止司馬睿一個王爺，所謂“五馬渡江”，而其他的四個王，即彭城王、汝南王、南頓王、西陽王，都被士族權臣殺掉了。

而這群士族之所以還是找了個姓司馬的在臺上，而且讓司馬家傳了近百年，無非是因為士族們在北邊異族的壓力下需要找個中原遺民心中的最大公約數，以穩定人心；再有更重要的，乃是因為士族彼此之間的力量牽制。

對於這點，司馬睿當然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被王導拱到這個皇位上來的，拉他共坐表個姿態，當然王導還算給面子，固辭了，其實就算他真的坐上去了，也沒有什麼問題。

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這些士族權臣你方唱罷我登場，琅琊王氏、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前後執掌朝政，當時的朝局已經是典型的門閥政治了，皇權不過就是個表面的裝飾品。若要評選史上最窩囊的皇族，司馬家絕對堪稱第一，也算是“生於不義，死於恥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