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文官集團與皇上的對抗確實比其它朝代都要多，特愛與皇上抬槓，以抗疏死諫為榮。像海瑞，非常格色。但這些對抗行為，基本上是對皇上的行為和決策不符合儒家禮儀和治國之道的指責和抗命，與西方現在的內閣制的權力行使有本質的區別。明朝文官的抗疏和意見並不能形成決策，仍然必須經皇上同意才有效力。這與虛君政體下，議會的法案需要國王形式上的同意才能生效具有本質的區別。

我想，有兩個原因是促成了這一現象的形成。

一是朱家王朝出身草根，本來就與儒家文士們的距離比較遠，共同語言比較少。所以在行為方式上、語言表達上的衝突就多些。

二是士子們在元朝不受重用，元朝在文化上又沒有過多的干預和管制，這反而使士大夫們多處江湖之遠，受到的管制少些，也就放蕩直性些。像關漢卿這樣貼近民間，放蕩不羈的文人就很多。二是主要原因。

所以，到明朝趕走蒙古人後，士子們重新受到重用，重返朝堂之上，也就沿襲了過去的作風，敢於直言，並形成風氣。而且，學生對老師的忠誠度要高於對皇上的忠誠度。明成祖就因方孝孺不從，遂誅了他九族，外加他的學生。

到了明朝後期，伴隨著皇權對文官集團持續的打擊，特別借閹黨之手的打擊，文官集團的對抗性已大為減弱，基本上被馴服了。到了清明，士子們繼續受到重用，加上滿清引進的一些駕駑家奴的方法，雖然面對的是異族統治者，但文官集團對皇上的對抗性反而比明朝弱，對皇權更加馴服了

這個和槓不槓是沒有什麼聯絡的，不只是明朝，各個朝代都有啊。那些所謂的文官或者文官集團都是地主階級在朝廷中的利息代言人，如果皇帝的決定損害了廣大文官集團地主階級的切身利益的話，絕對是群起而攻之。主要看皇帝的決策影響面大不大。影響面小，受影響的官員會出來上書極力勸阻皇帝，告訴皇帝他的決定有多麼不好，勸皇帝改主意；要是影響面廣，打擊面大，那就是百官上疏，浩浩蕩蕩，藉口都是違反祖制啊，引起社稷動盪啊之類的。然後社會面配合操作，一般皇帝都會最終妥協……

這種事情不只是明朝有，但凡朝廷進行改革的時候都會出現，如秦代的商鞅，宋代的王安石，滿清的雍正，還有後期的戊戌變法，等等，都是牽扯或者說損害世家大族或地主階級或某一個利益集團的切身利益才導致代言人們要不顧一切的維護其自身的利益不受損害！

每個官員後面都有一個利益集團，若是官員作為利益代言人不替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爭取利益，那麼作為代言人是很失敗的，後面的利益集團要是失望了，自然會影響官員的前途，實際上是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的。假若不爭取，後面的勢力失望了，官員若是失去利益集團的支援可就要倒黴了，不但自己要倒黴，牽扯到子孫後代跟著倒黴，或者從此一蹶不振，或者直接被踢出圈子，永無出頭之日。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就要和皇帝槓了，和皇帝槓好處多多，不管輸贏都有好處。贏了自身得名，家族及背後的勢力得利；要是被皇帝一怒之下打死了，那也有好處，能落個剛直不阿的名聲，家族利益也不受損。

這是個怎麼看都有好處的，槓贏了得利，槓輸了得名。左右不吃虧的買賣，有什麼不能做？所以大家都是爭著做，搶著做，創造機會也要做……

個人觀點，不喜勿噴

感謝提問。

應該說明朝早期的言官們還是能夠履行自己的責任的。但是明朝中後期以後，文官集團的權勢日漸加強，而且宦官和後宮嬪妃也登上了官場這個大舞臺，皇帝稍微弱勢點，就會被壓制。尤其在黨爭日趨激烈以後，對立的言官們無論事實正確與否，都會在一個問題上針鋒相對，互相抬槓。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針對元朝的官制設立了一套複雜的監察制度。在中央設立都察院，其長官為左右都御史。而都察院的主要骨幹是都察御史，這些都察御史共有十三道，以當時的十三個省區分，共有110人，這些人並沒有具體的事務，但權力極大，什麼都管，去兵部查吃空額，到刑部查冤假錯案，都是他們的日常。

光有監察制度朱元璋並不放心，他又設立了一套制度來監督都察院，這就是六科給事中。對應中央六部，朱元璋設立了六科，各科設都給事中一人，官位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官位從七品。這些人的權力很大，如果認為皇帝的敕令不妥，可以將其退回。概括的來說，你罵我我罵你，你打我我還罵你。

明朝後期以後，東林黨的崛起使得黨派之間空前對立，黨爭愈演愈烈。凡是對方的議題，全部反對，對方的工作，不予配合，雙方在朝政上的互槓使得明朝的中央工作停滯了許多，間接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