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小奇談：百萬文物遊走華夏，換我也不答應

故宮文物的南遷，在近代歷史上是一件文物界的大事。

自1933年2月至1949年元月，這批文物先後經歷南下、西上、東歸、北運，最終還是有65萬件被運到了海外，別說著名學者了，這次歷經十多年的文物遷移，時間太長，數量太大，換做我這個普通人也難以接受，擔心途中出什麼差錯，何況是他們？

1932年8月，當時的北平管理者甚至做出了“拍賣故宮文物，購買飛機500架”的糊塗決定，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奔走各地，在社會各界人士的一致反對下才攔下此事，在這樣的環境和氛圍下，誰能相信這批文物遷移能被很好的保護？

所以，當時不僅僅是著名學者們，就是社會大眾，普通百姓也是一直反對遷移的，他們表示要與國寶共存亡，最後還是國民政府表了態，說戰爭結束後就原物奉還，在全城戒嚴的情況下才運出城的。

0.可以從魯迅先生對文物南遷的評價中，來探尋一二。

魯迅在《“京派”與“海派”》一文中寫到：“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餬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前年大難臨頭，北平的學者們所想援以掩護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則是古物的南遷，這不是自己徹底的說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麼了嗎？”這一段是在諷刺北京的文人，順帶可以看出，魯迅認為文物南遷是北京文人逃跑的藉口，其實是在反對“不抵抗”。魯迅在《華人的生命圈》一文中寫到：“‘螻蟻尚知貪生’，中國百姓向來自稱‘蟻民’，我為暫時保全自己的生命計，時常留心著比較安全的處所，除英雄豪傑之外，想必不至於譏笑我的罷。 不過，我對於正面的記載，是不大相信的，往往用一種另外的看法。例如罷，報上說，北平正在裝置防空，我見了並不覺得可靠；但一看見載著古物的南運，卻立刻感到古城的危機，並且由這古物的行蹤，推測中國樂土的所在。現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來了，可見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還是上海的租界上。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貴起來的了。”這一段則是諷刺國民政府當局媒體的文過飾非，以及抵抗日本侵略不力，甚至要依仗國際上的其他國家來保護安全。綜上，回到魯迅那個時代的背景下，文物南遷肇始於1933年山海關失守。當時社會討論的熱點問題，就是國民政府在面對日本入侵的危機之下，究竟如何應對。之前東北幾乎沒有官方組織的抵抗，就淪入日軍的魔爪，所以當時的民意，是呼籲國民政府組織軍事力量抗戰的。而國民政府呢？當年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的決議》，指出山海關失守是日軍侵佔華北的開端，京津兩地非常危險，但是國民政府還在奉行不抵抗的政策。結果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國民政府依舊沒有有效的抗戰方略，甚至到40年代初才對日宣戰。以魯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和社會各界，真正的訴求是反對不抵抗政策呼籲民國政府抗戰，其實他們反對的是導致文物南遷的深層次原因。當然，從事後的角度看，文物南遷是偉大的，保護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文物沒有淪亡，但是也反映出國民政府並沒有真心抵抗日軍侵華的有效舉措。我們評價歷史人物看歷史問題的觀點，不能脫離當時的時代環境。

中央檔案館藏中共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的決議》

1932年，日寇虎視耽耽直逼北平，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電告南京政府，請求將故宮文物遷往南方以避兵火之亂。面對這個決議，遭到了以胡適、魯迅為代表的反對。

胡適認為有國際友人的監督，日本人不可能破壞文物。魯迅則認為人的生命大於一切，文物南遷就意味著放棄了北平，這樣勢必引起民心不安，國難當頭應抗擊侵略，而不應把注意力放在這些死物上。

贊成文物南遷的蔡元培等人則認為：國土淪陷尚有收復的時候，而文物被毀則永不復存，現在如果不善加儲存，我們將成為千古罪人，無法向後人交代，不要忘了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慘痛教訓。

做為現代人，我們回頭再看當時雙方的意見，不禁感慨萬千。胡適先生的幼稚，寄希望於別人身上，魯迅先生的偏激及悲觀。他們都忘記了日本這個民族的本性，殘忍、冷血及貪得無厭，在整個戰爭中對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人身和財產的損失。同時我們不由要感謝易培基、蔡元培等先生的先見之明，為我們守住了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