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1-1927年國內軍閥割據對峙時期，各地軍閥為了籌集軍費、採購軍需物質可謂是不擇手段，大體上有下面幾種方法：

1、武裝徵收

無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縣城，派出士兵沿街挨家挨戶進行武裝徵收，軍紀好一點的還算是講點道理，軍紀差一點的，就讓老百姓受苦受難了，那就是“搶”。

2、貸款

沒錯，就是向各種銀行、票號、商會貸款，畢竟向有錢人借錢才能短時間弄到錢，而且還不會引發百姓反感。不過這些銀行、票號商會都是有勢力的主，不用強硬手段那也是搞不來錢的，你知道的，軍閥借錢從來不還。

在這些軍閥中，有的講點原則，只向國內的銀行、票號借錢，再不濟會向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外國銀行借錢，少數不講原則的就肆無忌憚的向倭寇借錢，並且還接受了附加條款，那麼你懂的。

3、發行債券。

這還算是比較文明的方式，某些軍閥自立門戶，和轄地的商業銀行合作面向市場發行債券，並且強行讓各銀行、票號、當鋪、商家認購，認購方式一般以銀元（常見的就是袁大頭）、金條、美元等這些硬通貨貨幣支付。當然，這些債券都是有票面利率的，也就是要付利息的，而且利率還比較高，不過，沒有幾家的這種債券能夠到期還本付息的。據說，當年校長幹這種事情最有手段，也因此能夠從江浙一代籌集到足額軍費，這樣才能夠為北伐軍隊採購足夠的槍支彈藥。

4、做生意。

各地軍閥一般會利用當地土特產，再找個中間商，面向海外市場進行銷售，賺點利潤。當然這種土特產，你懂的，絕對不是什麼大米白麵。

總的來說，當年的國內工業、商業發展水平比較低，連連征戰，受苦的還是老百姓。

OK，對於這個問題就回答到這。

這個問題太大，要看軍閥大小和是不是有自己地盤了，一個個軍閥說起來太麻煩，隨便說一些吧。

大的軍閥，如果能控制中央政權，那麼不管自己的地盤有多大，中央財政收入像交通部的鐵路收入、郵電部的收入，還有關稅結餘這種都能拿到手。雖然中央政府上下也有不少開支，不過當時軍閥都注重自己的實力，所以自己的嫡系就是優先供應了。比如直系曹錕掌握北京政權的時候，他的嫡系第三師一個月有軍餉20萬元，軍餉充足，那日子就過的好了。

依附中央的軍閥也是靠中央撥款，像曹錕時期的馮玉祥，就只能靠曹錕這個大總統調撥軍餉了，主要是崇文門稅關和京漢鐵路局等處撥款，有時候運氣不好，財政緊張，就得拖上幾個月。至於像胡景翼這種雜牌，待遇就更差了，人數差不多是直系第三師的兩倍，可軍餉一個月只有6萬多元，比第三師差得多。

其他的地方軍閥有自己地盤的，就是自己在地盤上徵稅徵糧，自給自足。不過這個就得看地方好壞了，比如山西的閻錫山，自己管理山西一個省，自己任命縣長、稅務人員，山西也比較富裕，養著晉軍10萬人，倒也能過的去。

地盤差的，就只能橫徵暴斂了，比如楊森鎮守廣安，每年預徵田賦六、七年甚至十一、二年，四年下來收了三十多年的稅，他的前任羅澤洲也是差不多的貨色，到1935年，廣安的田賦已經預收到1990年。所以說在民國時地主也不好當啊。不過這不是楊森最慘的時候，1928年楊森被打敗逃到渠縣，此時軍需餉項全無著落，不得不靠李家鈺、羅澤洲等人接濟。

後來因為部隊舊軍裝破爛，實在無法有人建議割取老百姓的長衫，用來縫補軍服。楊森下令派士兵持剪刀把守縣城四門，有人穿長衫的就強行剪去半截，嚇的四周鄉民不敢進城。

日子過的如此之苦，軍閥們自然抓住一切機會賺錢。郭松齡的部下魏益三，在郭松齡兵敗以後不敢回東北，帶部隊依附了孫嶽，不過孫嶽也沒錢給他。虧得魏益三在山海關帶來了一堆車皮，於是和京漢鐵路局合作，在高碑店和石家莊之間經營客貨運輸，解決了自己的軍餉。

至於有些匪氣比較重的軍閥，那來錢的法門就更多了。比如張宗昌佔據山東時，瘋狂擴軍，收編各種地方武裝和土匪武裝，擴軍到了20萬，山東雖然稅收不好，可是也養不起那麼多兵。所以有些土匪改編的部隊偶爾會從事下舊業，比如綁個票啥的，撈點外快。

總之軍閥們籌餉籌糧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謝謝邀請，舊中國的軍閥，撈錢多了去。小軍閥設定關卡，商旅每過一次都要交錢。大軍閥無論把持地方，還是中央政權，印鈔票是不二法門。煙毒鹽專賣，也是撈錢肥缺。軍閥手裡有兵有槍，有槍就有一切啊！象東北張作霖，把持東北，號稱東北王，一方面勾結日本。借錢買軍火，一方面向百姓攤派各種苛捐雜稅。一方面積極擴大地盤，甚至一度把持北京中央政權。正如魯迅所說，城頭變換大王旗，你方唱罷我登場，可苦了天下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