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成為主流思想。儒家知識分子以兼治天下的入世精神為現實政治服務。但人生常常有通達之時，也有失意之處。在失意老莊思想又成為安頓身心的良藥。因此，儒家與道家思想始終是中國文化的陰陽兩極。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分別發揮著各自的作用。使人無論在得意之時，還是在失意之時，都能保持精神充盈。
魏晉時期，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很特殊，也很有意思的時代。這一時期，社會上興起一種新的學問，這就是所謂玄學。我個人理解，玄學本質上就是把老莊哲學與儒家哲學融合在一起的結果。最終在儒家思想中形成“達者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
魏晉時期，談玄說道，成為當時的風尚，也因此在知識分子中形成一套獨特的行事處世的原則，稱為“魏晉風度”。其中著名的人物就包括“竹林七賢”等。這種現象的產生，是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緊密相聯的。魯迅曾有一篇文章談論“魏晉風度”，可謂是眼光獨到，一針見血。
魯迅認為，魏晉玄學家，在思想上，大都更傾向於儒家。維護社會禮制的。可是，魏晉時期的政治是非常黑暗的。上層的政治鬥爭常常是人頭滾滾，血流成河。從漢末的曹魏代劉漢，以及後來的司馬氏取代曹魏政權，都是經歷過政治上的明爭暗鬥。這種權力爭鬥，是不符合儒家道德的。上層爭鬥也只是圍繞權力和利益，仁義道德根本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但是， 為了維護政權的合理性，統治者必然要用虛偽的道德來粉飾現實政治。比如，曹丕取代漢獻帝，在政治宣傳上，與上古的堯舜禪讓是一致的。現實，當然不是這樣。因此，這一時期，儒家的知識分子們無法研究和探討真正的儒家禮制，因為可能面臨巨大政治風險。因此，儒家知識分子開始轉向老莊，從老莊的思想中，尋求對現實政治的避。
儒家本來是講仁義道德的，但現實中，所謂的“仁義道德”被政治玩廢了，變成一種虛偽的東西。於是，原來講仁義的知識分子們開始“非禮儀而薄周孔”。正如賈府的焦大罵主子一樣，是出於對主子的愛。所以，魯迅說，焦大是賈府的屈原。
阮籍生活的時代，基本上與三國曹魏的歷史相重合。阮籍的父親是名列“建安七子”之一阮瑀。阮籍十一歲時，曹操的兒子曹丕取代漢獻帝，建立曹魏政權。阮籍死於263年，兩年後，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取代曹魏，建立晉朝。明白了這一歷史現狀，就會明白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為什麼喜歡談玄論道了。儒家是講忠孝節義的。曹魏代漢和司馬代魏，都與忠孝節義扯不到一塊去。於是，大家只好談談成仙得道，超脫生死了。這就是阮籍與當時人物崇尚老莊的原因。
至於輕世俗，也是很正常的。儒家講的是世俗禮治，既然已經被政治玩廢了。也就不必在意了。《晉書阮籍傳》中列舉了許多阮籍不守禮法之事，但細品會發現，他在破壞禮法形式的同時，重的是禮法的精神，這一點恰恰驗證了魯迅先生的判斷。
比如在喪葬之時，是禮法很重視的，按規定，別人來弔唁之時，孝子要哭，別人也要哭祭。可是，在阮籍母親去世的時候，別人天祭拜的時候，阮籍不哭。這一點，在形式上，很像莊子妻死之後的鼓盤而歌。但是，莊子是一種對生命的超脫。阮籍卻是孝子，在母親去世之後，曾因極度悲傷而吐血。他的不哭，是一種有意的對儒家禮治形式上的輕視。
還有一個故事說，阮籍的嫂子回孃家探親，阮籍與嫂子道別。因此，受到別人的譏諷，大概這也不合乎禮法。阮籍說：“禮豈為我設耶？”看看這些所謂的違禮之事，其實都都很虛偽。
阮籍的這些做法其實沒有什麼難以理解的，就是所謂的“佯狂避世”說“明哲保身”也未嘗不可，但終不如佯狂避世更貼切。
阮籍最為人所熟知的，莫過於拒絕司馬家的求親。史書上說：“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司馬昭曾經準備為司馬炎求親於阮家。阮籍既不願意，也不好拒絕。于于天天喝的大醉，一直六十天，司馬昭也沒有機會提，只好做罷。
拒絕司馬家的求婚，現在的人們恐怕很難理解。多少人鑽頭覓縫想嫁入權門而不可得。但是，阮籍的拒絕，本質上還是一種自保，上層政治畢竟太恐怖了。看看京劇《逍遙津》中，曹操當初是如何對待漢獻帝的兒女們的，就明白了。
阮籍不但拒絕過司馬家的求婚，還拒絕過曹家的高官。曹爽就任大將軍之後，請阮籍任參軍。阮籍拒絕了。過了一年，曹爽就被司馬懿收拾了，這時，人們都佩服阮籍的先見之明。
總之，阮籍這些人，他們表面上好像崇尚老莊，但骨子裡是儒家思想。在政治險惡的時候，他們只能以老莊做為保身之術。
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成為主流思想。儒家知識分子以兼治天下的入世精神為現實政治服務。但人生常常有通達之時，也有失意之處。在失意老莊思想又成為安頓身心的良藥。因此，儒家與道家思想始終是中國文化的陰陽兩極。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分別發揮著各自的作用。使人無論在得意之時，還是在失意之時，都能保持精神充盈。
魏晉時期，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很特殊，也很有意思的時代。這一時期，社會上興起一種新的學問，這就是所謂玄學。我個人理解，玄學本質上就是把老莊哲學與儒家哲學融合在一起的結果。最終在儒家思想中形成“達者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
魏晉時期，談玄說道，成為當時的風尚，也因此在知識分子中形成一套獨特的行事處世的原則，稱為“魏晉風度”。其中著名的人物就包括“竹林七賢”等。這種現象的產生，是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緊密相聯的。魯迅曾有一篇文章談論“魏晉風度”，可謂是眼光獨到，一針見血。
魯迅認為，魏晉玄學家，在思想上，大都更傾向於儒家。維護社會禮制的。可是，魏晉時期的政治是非常黑暗的。上層的政治鬥爭常常是人頭滾滾，血流成河。從漢末的曹魏代劉漢，以及後來的司馬氏取代曹魏政權，都是經歷過政治上的明爭暗鬥。這種權力爭鬥，是不符合儒家道德的。上層爭鬥也只是圍繞權力和利益，仁義道德根本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但是， 為了維護政權的合理性，統治者必然要用虛偽的道德來粉飾現實政治。比如，曹丕取代漢獻帝，在政治宣傳上，與上古的堯舜禪讓是一致的。現實，當然不是這樣。因此，這一時期，儒家的知識分子們無法研究和探討真正的儒家禮制，因為可能面臨巨大政治風險。因此，儒家知識分子開始轉向老莊，從老莊的思想中，尋求對現實政治的避。
儒家本來是講仁義道德的，但現實中，所謂的“仁義道德”被政治玩廢了，變成一種虛偽的東西。於是，原來講仁義的知識分子們開始“非禮儀而薄周孔”。正如賈府的焦大罵主子一樣，是出於對主子的愛。所以，魯迅說，焦大是賈府的屈原。
阮籍生活的時代，基本上與三國曹魏的歷史相重合。阮籍的父親是名列“建安七子”之一阮瑀。阮籍十一歲時，曹操的兒子曹丕取代漢獻帝，建立曹魏政權。阮籍死於263年，兩年後，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取代曹魏，建立晉朝。明白了這一歷史現狀，就會明白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為什麼喜歡談玄論道了。儒家是講忠孝節義的。曹魏代漢和司馬代魏，都與忠孝節義扯不到一塊去。於是，大家只好談談成仙得道，超脫生死了。這就是阮籍與當時人物崇尚老莊的原因。
至於輕世俗，也是很正常的。儒家講的是世俗禮治，既然已經被政治玩廢了。也就不必在意了。《晉書阮籍傳》中列舉了許多阮籍不守禮法之事，但細品會發現，他在破壞禮法形式的同時，重的是禮法的精神，這一點恰恰驗證了魯迅先生的判斷。
比如在喪葬之時，是禮法很重視的，按規定，別人來弔唁之時，孝子要哭，別人也要哭祭。可是，在阮籍母親去世的時候，別人天祭拜的時候，阮籍不哭。這一點，在形式上，很像莊子妻死之後的鼓盤而歌。但是，莊子是一種對生命的超脫。阮籍卻是孝子，在母親去世之後，曾因極度悲傷而吐血。他的不哭，是一種有意的對儒家禮治形式上的輕視。
還有一個故事說，阮籍的嫂子回孃家探親，阮籍與嫂子道別。因此，受到別人的譏諷，大概這也不合乎禮法。阮籍說：“禮豈為我設耶？”看看這些所謂的違禮之事，其實都都很虛偽。
阮籍的這些做法其實沒有什麼難以理解的，就是所謂的“佯狂避世”說“明哲保身”也未嘗不可，但終不如佯狂避世更貼切。
阮籍最為人所熟知的，莫過於拒絕司馬家的求親。史書上說：“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司馬昭曾經準備為司馬炎求親於阮家。阮籍既不願意，也不好拒絕。于于天天喝的大醉，一直六十天，司馬昭也沒有機會提，只好做罷。
拒絕司馬家的求婚，現在的人們恐怕很難理解。多少人鑽頭覓縫想嫁入權門而不可得。但是，阮籍的拒絕，本質上還是一種自保，上層政治畢竟太恐怖了。看看京劇《逍遙津》中，曹操當初是如何對待漢獻帝的兒女們的，就明白了。
阮籍不但拒絕過司馬家的求婚，還拒絕過曹家的高官。曹爽就任大將軍之後，請阮籍任參軍。阮籍拒絕了。過了一年，曹爽就被司馬懿收拾了，這時，人們都佩服阮籍的先見之明。
總之，阮籍這些人，他們表面上好像崇尚老莊，但骨子裡是儒家思想。在政治險惡的時候，他們只能以老莊做為保身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