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說道理，只說故事。

北宋權臣蔡京，其書法之造詣，不下宋徽宗。老謀深算，深諳官場，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將一個曾經GDP達到世界頂峰的王朝親手埋葬在歷史中。

唐穆宗問柳公權怎樣寫好書法，答：“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柳公一生仕七朝，人如其名，字示其心。外公喜歡柳體，本人也深愛柳公書法。

學問之用，不在學問，而在經世致用。學問是為了讓一個人產生正確的價值觀，從而更好的服務實踐活動產生價值。

書法和學問本質上都是工具，為善則利，為惡則害。學好書法，與人為善，則書法之幸。

1.4.3.6 心正則筆正，人品即書品

心正則筆正，人品即書品

儒家文化是一種社會文化，也是一種倫理文化。人格，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尊嚴、品格、價值和道德品質的總和，自然成為儒家最為關注的問題。儒家十分重視人格的涵養、修養和境界的提升，把道德修養視為立身處世的頭等大事。孔子倡導的理想人格標準就是君子，修齊治平，以立身為本。

受儒家這一觀念的影響的藝術，自然和人格、人品有著緊密的關聯。在書法的品評中，常常會由書論到人，也就是把書法的美歸結為書法家人格的美。《易傳》裡提出“修辭立誠”的思想，實際上引發了後來中國美學和藝術精神中一種文品、藝品和人品相統一的觀念。談藝術不能就藝論藝，必須包括藝術家的道德品質、思想修養。也就是說，把藝術品的審美價值的高低，與藝術家的人格修養的高低結合在了一起。

漢代揚雄《法言·問神》雲:“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所以動情乎!”在中國後代書論中，人品與書品關係的祈向，即濫觴於此。唐代柳公權則發展了這一思想，他的“心正則筆正”的名言，以新的命題將人格、倫理與書法的關係聯絡起來。後來，明代項穆在《書法雅言》裡說得就更充分了:

大要開卷之初，猶高人君子之遠來，遙而望之，標格威儀，清秀端偉，飄!若神仙，魁梧如尊貴矣。及其入門，近而察之，氣體充和，容止雍穆，厚德若虛愚，威重如山嶽矣。迨其在席，器宇恢乎有容，辭氣溢然傾聽。挫之不怒，惕之不驚，誘之不移，陵之不屈，道氣德輝，藹然服眾，令人鄙吝自消矣。

看字如看人，在一個君子的道德修養、人品胸次、氣質節操沾溉下的書法，也給人帶來了雍容闊大的審美氣象，即所謂“人品既殊，性情各異，筆勢所運，邪正自形。書之心，主張布算，想像化裁，意在筆端，未形之相也。書之相，旋折進退，威儀神采，筆隨意發，既形之心也”。(項穆語)書相即人心，人品即書品。在這裡，項穆把書法同人格聯絡起來，試圖從主體的角度說明書法美的根源，這是很有價值的。以這樣的眼光來看書法，可以說，是書法其形，道德其魂。

清代朱和羹說:“學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有清剛雅正之氣;品下者，雖激昂頓挫，儼然可觀，而縱橫剛暴，未免流露楮外。”在這裡，書法成為了道德的化身，成為助教化、成人倫的工具，這種書法傳統一直綿延不絕。

不過，書品源自人品，這種看法是有爭議的。贊同的人可以舉出很多例子，比如顏真卿、柳公權、傅山等，他們人格挺立，道德光輝，故書法氣象不凡，為人所珍。反對的人也可以舉出很多例子，比如秦檜、蔡京、黃道周、倪元璐、王鐸等，他們人品頹喪、為人不齒，但卻書藝高超。這就涉及兩個問題，一是書法的審美價值究竟是由什麼決定的?二是人品究竟對書法產生了什麼影響?

對此，儒、道兩家看法是不同的。在道家看來，藝術是自我性靈抒發的手段，是在現實世界實現精神逍遙的途徑;而在儒家的審美鑑賞中，本身就包含了道德的因素，藝術是載道的工具。儒家的書法欣賞，是一種綜合的欣賞，不僅讀其文，觀其字，還要知其人，論其德。

在儒家看來，筆墨書跡能否得到流傳與是否被人所珍愛，和一個人的道德品質、修養學識乃至政績聲名都有關係。如果為人正直忠烈，人品為人所景仰，哪怕片紙隻字，後人亦會重金購求，視為珍寶。而像蔡京、秦檜、嚴嵩等大奸臣，人品惡劣，雖然書法亦甚精妙，但卻遭到後人唾棄，以至於湮沒不聞了。只要一個人在政治立場上大節有虧，道德修養上大惡不赦，那麼，他的字寫得再好，也是一錢不值的。書法史上書以人傳的事實，是並不鮮見的。所以，歐陽修告誡道:“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這句話，是值得為人為藝者認真記取的。

不說道理，只說故事。

北宋權臣蔡京，其書法之造詣，不下宋徽宗。老謀深算，深諳官場，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將一個曾經GDP達到世界頂峰的王朝親手埋葬在歷史中。

唐穆宗問柳公權怎樣寫好書法，答：“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柳公一生仕七朝，人如其名，字示其心。外公喜歡柳體，本人也深愛柳公書法。

學問之用，不在學問，而在經世致用。學問是為了讓一個人產生正確的價值觀，從而更好的服務實踐活動產生價值。

書法和學問本質上都是工具，為善則利，為惡則害。學好書法，與人為善，則書法之幸。

1.4.3.6 心正則筆正，人品即書品

心正則筆正，人品即書品

儒家文化是一種社會文化，也是一種倫理文化。人格，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尊嚴、品格、價值和道德品質的總和，自然成為儒家最為關注的問題。儒家十分重視人格的涵養、修養和境界的提升，把道德修養視為立身處世的頭等大事。孔子倡導的理想人格標準就是君子，修齊治平，以立身為本。

受儒家這一觀念的影響的藝術，自然和人格、人品有著緊密的關聯。在書法的品評中，常常會由書論到人，也就是把書法的美歸結為書法家人格的美。《易傳》裡提出“修辭立誠”的思想，實際上引發了後來中國美學和藝術精神中一種文品、藝品和人品相統一的觀念。談藝術不能就藝論藝，必須包括藝術家的道德品質、思想修養。也就是說，把藝術品的審美價值的高低，與藝術家的人格修養的高低結合在了一起。

漢代揚雄《法言·問神》雲:“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所以動情乎!”在中國後代書論中，人品與書品關係的祈向，即濫觴於此。唐代柳公權則發展了這一思想，他的“心正則筆正”的名言，以新的命題將人格、倫理與書法的關係聯絡起來。後來，明代項穆在《書法雅言》裡說得就更充分了:

大要開卷之初，猶高人君子之遠來，遙而望之，標格威儀，清秀端偉，飄!若神仙，魁梧如尊貴矣。及其入門，近而察之，氣體充和，容止雍穆，厚德若虛愚，威重如山嶽矣。迨其在席，器宇恢乎有容，辭氣溢然傾聽。挫之不怒，惕之不驚，誘之不移，陵之不屈，道氣德輝，藹然服眾，令人鄙吝自消矣。

看字如看人，在一個君子的道德修養、人品胸次、氣質節操沾溉下的書法，也給人帶來了雍容闊大的審美氣象，即所謂“人品既殊，性情各異，筆勢所運，邪正自形。書之心，主張布算，想像化裁，意在筆端，未形之相也。書之相，旋折進退，威儀神采，筆隨意發，既形之心也”。(項穆語)書相即人心，人品即書品。在這裡，項穆把書法同人格聯絡起來，試圖從主體的角度說明書法美的根源，這是很有價值的。以這樣的眼光來看書法，可以說，是書法其形，道德其魂。

清代朱和羹說:“學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有清剛雅正之氣;品下者，雖激昂頓挫，儼然可觀，而縱橫剛暴，未免流露楮外。”在這裡，書法成為了道德的化身，成為助教化、成人倫的工具，這種書法傳統一直綿延不絕。

不過，書品源自人品，這種看法是有爭議的。贊同的人可以舉出很多例子，比如顏真卿、柳公權、傅山等，他們人格挺立，道德光輝，故書法氣象不凡，為人所珍。反對的人也可以舉出很多例子，比如秦檜、蔡京、黃道周、倪元璐、王鐸等，他們人品頹喪、為人不齒，但卻書藝高超。這就涉及兩個問題，一是書法的審美價值究竟是由什麼決定的?二是人品究竟對書法產生了什麼影響?

對此，儒、道兩家看法是不同的。在道家看來，藝術是自我性靈抒發的手段，是在現實世界實現精神逍遙的途徑;而在儒家的審美鑑賞中，本身就包含了道德的因素，藝術是載道的工具。儒家的書法欣賞，是一種綜合的欣賞，不僅讀其文，觀其字，還要知其人，論其德。

在儒家看來，筆墨書跡能否得到流傳與是否被人所珍愛，和一個人的道德品質、修養學識乃至政績聲名都有關係。如果為人正直忠烈，人品為人所景仰，哪怕片紙隻字，後人亦會重金購求，視為珍寶。而像蔡京、秦檜、嚴嵩等大奸臣，人品惡劣，雖然書法亦甚精妙，但卻遭到後人唾棄，以至於湮沒不聞了。只要一個人在政治立場上大節有虧，道德修養上大惡不赦，那麼，他的字寫得再好，也是一錢不值的。書法史上書以人傳的事實，是並不鮮見的。所以，歐陽修告誡道:“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這句話，是值得為人為藝者認真記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