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顯得有文化，做首詩是最簡單，最有效的表達方式。

比如，某文化人做的詩:

大明湖，明湖大，

大明湖裡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躂！

這裡的"詩"，應該明確，就是五經之一的《詩經》。還不能混同後世各歷史階段的詩歌現象。它是由至聖先師孔老夫子刪定的，主要在其教化目的作用功能。所謂"詩言志"，可以"興丶觀丶群丶怨"，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其內容有"風丶雅丶頌"，涵蓋社會風情，廟堂文化，即政治與民俗。其文學表達手法有"賦丶比丶興″。

所以"學詩"，可以得到社會知識丶思想道德情懷丶語言修辭表達等，多方面全方位的個人修養。打下"立德丶立行丶立言″的良好基礎。

兩相比較，有"詩"的修學培養，與缺乏"詩"的修養，哪個更有在社會活動中具備良好的思想品格表現和語言表達發揮的能力了。當然，"詩"的突出特點，還主要在其是"語言的藝術"。

“不學詩，無以言”出自《論語·季氏》，是孔子對其子所說的話。原文為：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其實孔子此言與西周時期的政治外交現象有關，強調的是詩的外交功用。

1、關於”詩“

這句話出自《論語》，很顯然，這裡的詩指的是《詩三百》，也就是後來的《詩經》。《詩三百》有305篇，取其整數，故稱“詩三百”，《史記》中記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認為“詩三百”是孔子刪定而成的，不管此說是否真實，但孔子與“詩”的密切關係是不能否認的。而“不學詩，無以言”的意思是說，如果沒有學習《詩三百》，對《詩三百》沒有一定的瞭解，到了特定的場合（比如政治外交場合）就不能合理地應答，達到自己的外交目的。

2、關於“賦詩言志”

想要進一步瞭解“不學詩，無以言”的意思，就必得先對春秋時期政治外交中的“賦詩言志”的現象有所瞭解。

春秋時期各諸侯常有往來，或宴饗，或外交。各國使者為表達自己的情感、志向、立場、觀點，常常會歌、誦《詩三百》中的詩句，這種現象就叫“賦詩”，有時會根據場合將詩的原意曲解，引申，這就是所謂“賦詩斷章”，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斷章取義”，但在過去，這是極為流行的現象。聽詩的人不僅僅是純粹娛樂，還重在聽取對方的“詩意”，簡而言之，聽的是對方的意圖。所以說，詩可以傳達人的“志”，是為“賦詩言志”。

3、春秋時期“賦詩言志”的外交場面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一次賦詩當面諷刺人的場景：“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這是叔孫諷刺慶不懂禮儀，先是車與服不相稱，後是吃飯無禮，所以叔孫直接賦《相鼠》來諷刺慶，《相鼠》裡有一句：“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譏諷之意溢於言表，而慶封不自知，恰恰說明了“不學詩”給他帶來的影響就是“無以言”。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還記載一場盛大的“賦詩言志”的外交場面：“趙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下面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奔奔》，子西賦《黍黎》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趙孟皆一一點評，其中他還提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伯有賦《鶉之奔奔》，這首詩一般認為是“刺詩”，古代學者以為是諷刺、譴責衛國國君的詩，伯有在外交場合賦這首詩，觀詩的人就能知道他對自己國君有所不滿，詩歌充滿怨憤之情，這種感情一直在心中盤旋，引來殺身之禍是必然的。所以趙孟才能輕易看出他身處危機之中。

所以，關於“不學詩，無以言”這句話應該要結合當時的政治背景和外交現象來理解。《詩三百》在春秋時期的外交場合運用甚廣，那時候的貴族階層如果不懂詩的含義，在外交場合必然就會給國家，給自己丟臉，嚴重的甚至會惹來禍端。在這種“賦詩言志”風氣如此盛行的情況下，“不學詩，無以言”的說法就不難理解了。另外，孔子在《論語·子路》中還提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這更明顯地強調了“詩”的政治功用，可以看作是對“不學詩，無以言”的補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