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基於對戰爭給人類文化財富帶來的巨大破壞的反思，教科文組織通過了《在武裝衝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這一公約反映了重要文化財產是人類共有財富觀念的形成，正如這一公約表述的那樣：“確信對任何民族文化財產的損害亦即對全人類文化遺產的損害，因為每一民族對世界文化皆有其貢獻；考慮到文化遺產的儲存對於世界各地民族具有重大意義，該遺產獲得國際保護至為重要”。在此之後，在教科文組織的主導下，國際社會先後進行了包括搶救埃及努比亞重要歷史遺存，拯救威尼斯，保護巴基斯坦曼加羅什考古遺址，修復印度尼西亞婆羅浮屠等重要文化財富的行動。這些行動進一步促進了世界各國在遺產保護領域的合作，促進了人類共同遺產概念的形成和發展。這些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行動促進了建立文化財產保護國際原則程序，促進了1964年《保護和修復紀念物和遺址的國際憲章》即《威尼斯憲章》的形成，這一憲章得到了當時國際文物保護界的支援，併成為1965年建立的世界最重要的非政府文物保護專家組織——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接受的基本檔案。

20世紀60、70年代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環境和資源問題日益凸顯，環境保護的呼聲越來越強烈，IUCN等國際組織不斷推動環境保護觀念的覺醒，逐漸在世界範圍內開始形成環境保護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強調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保護，在美國，這種保護行為成為建立國家公園的基礎。由於美國國家公園體系涵蓋了自然遺產和文物古蹟的保護，在“國家公園”的實踐基礎上，美國在1965提出了建立“世界遺產信託”的建議，並在1967年的斯德哥爾摩“自然和人類大會”，正式提出建立“世界遺產信託”的概念”，包含了文化和自然遺產兩個方面。1972年，聯合華人類環境發展會議要求聯合國秘書長、教科文組織等有關聯合國機構支援聯合國成員國政府透過有關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的公約，並明確提出“世界遺產”的概念。同年11月教科文組織在成員國大會上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的國際公約”。

回顧《世界遺產公約》誕生的大環境，自然、文化遺產在那個時代所受到各種破壞的威脅，《世界遺產公約》立場鮮明地強調了對那些具有突出的世界性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保護。突出對遺產的保護無疑是公約建立初期最基本和清晰的目標。在文化遺產保護的方面，《威尼斯憲章》成為了保護工作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