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國軍勢鼎盛時期打得孔有德兵敗自焚，陣斬建奴親王尼勘，後來如果不是叛徒出賣幾乎全殲吳三桂！然而孫可望兵變不成功就投降建奴，把晉王這邊南明永曆小朝廷的兵力部署全部告訴了建奴！再加上朝廷裡一幫儒家文官勾引鬥角，晉王也無力迴天！

李定國自己和滿清的對抗中，在廣西，戰敗定南王孔有德，孔有德戰死，後面清廷派親王尼湛再戰李定國，尼湛兵敗，自殺身亡，在南明時期，只有李定國和臺灣能稍微對抗清廷，甚至臺灣明鄭偏安一隅，還比不上李定國，若不是孫可望的叛變，李定國沒那麼快鬱鬱而終

李定國，陝西榆林人，年幼時被張獻忠收為義子，勇猛善戰，為張獻忠立下汗馬功勞。張獻忠敗亡以後，又效忠南明，成為南明後期極其重要的軍事統帥。

順治九年，即1652年，是李定國大放異彩的一年，七月四日，李定國包圍桂林，定南王孔有德窮途末路，闔家自焚而死。 十一月，李定國又在湖南衡陽擊斃敬謹親王尼堪。

桂林、衡州之戰，是明末清初歷次戰爭中，難得的大勝，以至於黃宗羲評價說，李定國“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自萬曆戊午（1618年）以來所未有也。”不過，南明之所以不能像歷史上的東晉南宋一樣，力挽狂瀾劃江而治，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原因就是內部始終四分五裂，各自為戰：小算盤打的太多。

換句話說，李定國能從一名推翻明王朝的掘墓者，轉變成為忠心耿耿的維護者，其他人卻不一定能做得到。

一、孫可望的嫉賢妒能

李定國，孫可望、劉文秀等三人都是張獻忠部下，彼此並無根本意義上的高下之別。然而永曆政權的虛弱，使得孫可望產生了野心，他先是強行索封秦王，營造自己高於其他三人的氛圍。

繼而又在1651年二月，自稱“國主”，篡位之心溢於言表。

此後，他不是全力打敗清軍，而是把心思用在自己人身上，尤其是重點打擊一心效忠永曆的李定國。

當李定國取得桂林大捷的時候，克服廣西全省的時候。他擔心其軍功太盛威脅自己的地位，不顧抗清實際情況，堅持調李定國北上湖南，導致之前恢復的桂林等地再次陷落。

當李定國佈置衡陽戰役的時候，孫可望密令部將馮雙禮、馬進忠等人退師，失去了全殲尼堪所率清軍，大量消滅滿清有生力量的大好時機。

隨後，孫可望又密謀設計殺害李定國，被李定國發現後，後者率軍放棄湖南永州，撤入廣西。從而喪失了“兩蹶名王”之後廣西、湖南的大好局勢。

二、鄭成功的虛與委蛇

鄭成功及其軍隊是明末重要的抗清力量，長期控制東南福建沿海一帶，李定國所擁戴的南明永曆政權歷經逃亡後，以雲南、貴州為抗清基地。由於地理位置相隔遙遠，南明後期這兩支重要的抗清力量被滿清從中隔開，只能遙相呼應。

要想推翻滿清，李定國必須聯合鄭成功，而聯合的最佳辦法就是打通聯絡通道，雙方匯合，形成一股打擊敵人，在穩固戰略後方的前提下，重奪大江以南，繼而向北徐圖恢復。

這個通道就是李成棟敗亡之後，淪陷於滿清之手的廣東。

為此，李定國從1653年就開始積極策劃恢復廣東之役，作戰計劃依賴三方面力量：李定國、廣東本地抗清武裝、鄭成功。

可以說，這是南明能否中興的關鍵之役，然而，無論是1653年的肇慶之役，還是1654年的新會之役，鄭成功始終並沒有真心配合李定國。第一次肇慶之役的時候，鄭成功正忙著和清朝進行似真似假的談判，至於第二次廣東之戰期間，他派出的軍隊出發遲緩，前後拖了三個多月，才於十二月十五日抵達距離廣州四百餘里佛堂門停泊。

而此時，因為沒有後顧之憂，清軍已經放手集中全部力量於兩次擊敗李定國軍。

經歷兩次失敗後，李定國被迫撤軍廣西，至此以後，再無機會進攻廣東。

南明中興也徹底失去可能性。

1657年，孫可望還悍然發動內戰，失敗後又投奔滿清，出賣南明全部山川圖形、軍事機密等，加速了永曆朝廷的敗亡。

可以說，在南明後期的抗清鬥爭中，孫可望、李定國、鄭成功是南明能否中興的關鍵三人。但在這三人當中，孫可望既有不臣之心，又嫉賢妒能，而鄭成功私心太重，始終把經營閩海一帶利益看得太重。

只有李定國一人，始終從抗清大局出發，一方面忍辱負重爭取孫可望，一方面又真心盼望鄭成功與自己配合作戰，然而李定國的一腔報國之心完全付諸東流，南明也就在這無窮無盡的內訌中，被滿清各個擊破，最終徹底敗亡。

大明論人才是滿清的幾倍幾十倍，但是在大明的環境裡，這些人才死在內鬥裡的機率遠高於死在戰場上，死在同僚的坑裡，多於死在對手的計謀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