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敗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十八省舉人發動了著名的“公車上書”。明確提出挽救民族危亡的四項主張，即：“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

個人認為：1、為了擺脫原有的政治勢力，就和永樂當年遷都北京一樣。便於變法的實施。

2、戰略縱深。北京城靠海，一旦天津被打下來那麼進京的門戶就算是洞開了。兩次鴉片戰爭的教訓是很深的，康有為很清楚這個道理。所以他建議光緒皇帝把首都遷到西安一帶，因為那樣迴旋餘地能夠大一些。

“遷都定天下之本”的主張從根本上來講是為了給變法圖強運動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戰敗後，簽訂了又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漸突顯。歷來主張變法圖強的康有為率進京趕考的舉人發動了著名的《公車上書》運動。並提出了“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的救國主張。

早在發動《公車上書》之前，康有為就曾多次上書光緒帝力求變法，但多次受到頑固派的阻撓而無法送達。這幾次經歷也使得康有為十分清楚，紫禁城作為大清政府的政治中心，其封建保守思想是整個大清最為濃厚的地方，地主階級頑固派、保守派盤踞於此（旗人環擁，舊黨彌塞），是變法改良的最大障礙。

而對於頑固派的阻撓，由於改良派實力薄弱無法與之抗衡，便只能避而遠之，效仿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策，以此方能任用新人，拓寬視野，衝破頑固勢力的掣肘，為變法運動的開展打造一個新興且開放的環境。

除此之外，康有為在對俄國和日本兩國的考察中得出結論:將國都遷往臨海之地，一方面可以加強與外國各界的交往、學習。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臨海地區得天獨厚的交通優勢，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為變法提供雄厚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力量。比如他在《俄彼得變政考》中指出:“俄大彼得之大變法也，遷都於臨海之彼得境，大便工商運業之圖強。”即俄國本處內陸，較為封閉，後來透過遷都於臨近歐洲的聖彼得堡港，才得以打通與歐洲的聯絡，從此走向強盛的道路。

結語:

康有為的“遷都定天下之本”思想看似十分合理，但卻脫離了實際。第一，遷都之策為國家大事，也必然直接觸及紫禁城內頑固派勢力的根本利益，寄託於毫無實權的光緒皇帝，根本無法實施。第二，就歷史進展來看，當時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性質才是國家弱後的根本所在，遷都只是給統治者換了個新家罷了，屬於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1894年，甲午戰敗。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賠款兩億兩白銀，割遼東半島的訊息突然傳到國內，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奮，痛哭流涕。數千人連屬，公車上書。

康有為揮毫寫下一萬八千字，十八省響應，數千人都察院門前請奏。“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數千人的上書被清政府所拒，群情激奮。之後康有為致力於變法圖強，在上海等地發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直至戊戌變法失敗。

公車上書提出了四項解決辦法，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拒和，遷都，練兵，變法”。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康有為指出，前面三項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只有變法才可以使國家真正的富強起來。

且說一下權宜之計。

甲午戰爭已經戰敗，《馬關條約》也已經簽了下來，但是舉國反對，對於這等出賣國家利益的條約還有一些轉機，那就是清政府再鼓士氣，與日本一戰。

戰爭需要資本，不是清政府想戰就可以戰的，大清弱於日本，甲午一戰幾乎已成定論。但是大清國之大，豈是他們日本可以比擬的，遷都，練兵都是為再戰做的準備。

歷史已經告訴了他們，大清之國都並不安全，在每一次的戰爭之中，國都都很容易受到攻擊。在晚清這些年，所謂的首都，簡直就像是列強的後花園，沒事就帶些士兵來逛一逛，甚至連皇帝的龍椅，慈禧的龍床他們都上去坐一坐，躺一躺。如此之國都，實在是太不安全了。

國都不安全，又豈能安心的打仗。俗話說，擒賊先擒王，還沒怎麼打，王就被威脅了，還有後續嗎？所以才要遷都，大清物廣地博，地勢也是錯綜複雜，可以依地勢之險而御天下之兵的地方並不少。首領坐的安穩，軍心才不易動搖。

所以，想要打仗，必須要保護皇帝安全，遷都才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