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需要看看明朝的地方官員制度。明朝建立以後，沿用了元朝的行省制度，但是管理結構上進行了調整。明朝設立了布政使、按察使和都指揮使，負責全省各方面的工作。其中，都指揮使負責全省的軍務，並不介入各地事務。因此，地方行政基本上由布政使和按察使負責。省下轄了七八個到10多個府，由於管理面積很大，依靠布政使和按察使根本無法處理。 因此，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擁有自己的派出機構，也就是分守道和分巡道。在布政使之下，還有從三品的參政大人。

一般來說，一個省只有1位或者2位布政使，參政卻沒有數量的限制，主要看有多少分守道。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參政兼任各地的分守道，這裡面有很大的問題。 道屬於監察區，並不是行政區劃。例如江蘇省下轄的蘇松道，就是監察蘇州府和松江府。分守道負責監察各地區的官員，但不能插手地方事務。參政屬於從三品的高官，能夠穿紅色官服。作為布政使司的派出機構，參政基本上相當於副布政使的等級。布政使負責全省的經濟、人事、民政等各方面的工作，在巡撫出現之前，屬於全省的一把手。

在明朝統治時期，在一個省中，參政的權力能夠排入前五名。如果僅僅是分守道，並不可怕，因為只有監察的權力。可是，參政兼任分守道以後，巨大的問題出現了。參政屬於布政使的助手，原本就分管一些工作。兼任分守道以後，監察區內的幾個知府們非常尷尬。參政算知府的半個上級，上級有什麼“建議，”基本上等於命令。 如果知府駁回了參政的建議，那麼，在年底官員成績考核的時候，參政會在布政使面前說什麼話，誰都不知道。布政使的考語中，很有可能出現“不稱職”的評語。

對於下級官員來說，不稱職的考語，基本上意味著自己仕途的終結，除非自己關係通天，認識吏部的尚書老爺。參政兼任分守道以後，各地的知府、知州，基本上成為了參政的下級。依靠參政的權力，加上分守道的監察權，地方官員根本無力對抗。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參政干涉地方行政的情況非常嚴重，在明朝統治的後期，曾經發生了知府彈劾參政的事件。參政的干涉地方行政太深，連河道修建也要插手，知府忍無可忍上書進行彈劾。由此可見，參政兼任分守道存在很大的弊端。 清朝入關的初期，曾經全盤繼承了明朝的地方官員制度。但時間不長，清朝就發現了參政和知府的矛盾。

為了調解監察權和行政區的衝突，清朝保留了分守道、分巡道等官職，但是撤銷了參政、參議等官職。失去了參政官職以後，分守道雖然品級高於知府，但是隻有監察權，如果幹涉了地方行政，知州、知府可以直接頂回去。清朝經過調整地方官員制度，完成了不同官員的相互制約。 例如巡撫、布政使和按察使，雖然巡撫大人高高在上，但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是封疆大吏。巡撫可以壓制這兩位官員，但是沒有權力撤換，因為這一級別的官員由吏部直接任命。在電視劇《雍正王朝》中，江蘇按察使曾經說“我是朝廷三品大員，誰敢動我？”由此可見，三品官可不是軟柿子。

從三品的參政，明朝和清朝初期的官職，是一省之長官布政使的副官，最早源於唐朝的參知政事，但在唐朝參知政事也不是個具體的官，而是個銜，有了這個銜就可以同朝議政，嚴格的講，是個低職高配非正式官職。

邢宥，海南人，曾任浙江布政司左參政，後官至正二品都察院左都御史，今天文昌市保留有大型的邢宥墓。

宋朝沿用參知政事，與同平章事一樣，是能夠進入朝廷權力中樞，行使宰相職權非宰相的職位，到了元朝，參知政事由中央到了地方，成為行省的副長官，明朝沿用此職，在洪武9年改設承宣布政使司，為一省最高行政機構，布政使就是一省之長官。

布政使，一省之長，每省一人，但江蘇不同，設2人，一駐江寧，一駐蘇州，圖為江寧布政使司署。

《明史·職官志》記載，明朝左、右布政使為從二品，下設左、右參政，為從三品，左、右參議，為從四品，布政使之參政、參議分司諸道，謂之分守道，從這裡可以看出，在沒有督撫出現前，一個省布政使最大，作為布政使副官的參政，自然是正四品知府、從五品知州的上級，完掠各地知府。

張子立，煙臺人，曾任山西布政司右參政，後升為延綏巡撫。

《清朝文獻通考》記載，清朝初期，依沿襲明制，布政使的副官參政、參議，駐守地方，稱為分守道，按察使的副使、僉事，分巡地方，稱為分巡道，後來分得更細了，陸續有了專職性道員，比如糧儲道、屯田道、茶馬道等，於是分守道、巡道固定的官職被裁撤，變成了一個加授的銜，比如一個道員本身是正四品，在特定時期，補授道員參政銜，官秩變為從三品，稱為參政道，不過乾隆28年以後，道員不再兼帶他銜，統一為正四品，知府降為從四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