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設計專制體制時，有2條線獲取資訊：言官和錦衣衛。錦衣衛是秘密武器，是其洞察世事的私人武器。而言官則是攤於明面上的所謂資訊材料。其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讓其百官狗咬狗，形成所謂的自律。其主要行為準則主要是維護皇權，包括大明律歷及中原地區傳統的道德倫理相關準則。等級森嚴。農村基層，里長有很大權力。縣衙級的官員基本以農耕水利為重點。對商業牌照有絕對控制權。每年徵糧納稅申報工作都是工作重點。這種農耕文化導致人們在禁錮體制下，麻木不仁，資訊閉塞。而沿海地區工商業發展隨著歐洲市場的需求迅猛發展，這些都是官營控制。而且供需數額完全不成比例。這時候東南沿海地區走私猖獗。地方官員也喜歡私人走私，官營沒油水，而緝私卻是門大學問！這些地方和江南水鄉一樣是中原地區最富裕的地方。這些突出矛盾在嘉靖年間爆發。在言官和錦衣衛雙重壓力下，既有最大惡極的首輔嚴嵩，也有萬人敬仰的海瑞。因此，這種禁錮的體制與全球化經濟大潮相悖。很可惜荊州才子張居正的修正改革也只延續了大明帝國固化制度一點時間而已。就這樣，在推翻其改革策略後，歷經萬曆激進軍事行動耗費大量財力，天啟閹黨的獨裁，崇禎帝的政策搖擺不定，朋黨之亂。最後完全不能適應時代節奏。被軍事力量兇悍的草原遊牧民族替代，也是其吞食惡果的最合理的結局罷了。

把明朝的滅完歸結到言官頭上，就和今天有些人大罵戲子誤國是一般道理，無外乎是找個軟柿子背鍋，掩蓋真正的問題。

翻開兩千年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王朝興衰原因多樣，但亡與言官的真沒有，明朝自然也不例外。

言官制度歷史悠久，春秋時期就有，漢朝的諫大夫，唐朝的左右拾遺，宋朝的司諫都可以看做是言官，唐太宗說：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就是對大臣勸諫的一種褒獎。

明朝可謂言官制度的集大成者，朱元璋泥腿子出身，帶著一幫兄弟打天下，坐上朝堂後心裡發虛，唯恐制衡不了這群虎狼之徒，所以就把以往臨時工的言官固定下來，打造成一股制衡權臣的新力量。這一招武則天也用過，只不過武媚娘用的都是一些心狠手辣的投機分子，如周興來俊臣等流氓無賴，用則用矣，終究是攫取權利的權宜之計，如同夜壺一般，用完了把糞便和夜壺一起扔掉，唯恐髒了自己的手。

朱重八是個自我要求很高的皇帝，對自己狠，對子孫也不留情面，不僅沒有丟掉，還把言官制度發揚光大，在他看來，有言官的高壓監督，縱然有一兩個不肖子孫胡作非為，也不會釀成大錯。

朱重八的初心很完美，言官的工作的確也做得不錯，明朝的言官和早前的酷吏完全不是一回事，選人用人極為嚴格，一要不愛富貴，二要珍惜名節，三要曉知治體，個個都是三貞九烈的聖人子弟，品格學識剛剛的。劉基、夏言、于謙、王守仁、王世貞、鄭曉、唐順之、海瑞、袁可立、楊漣等都曾擔任過言官，不僅沒有誤國，還是延續國祚的大功臣。

那麼為什麼有人把明朝亡國歸咎於言官呢，這與明朝中後期的黨爭有很大關係。明朝的黨爭，不問對錯，只看立場。言官也被捲入其中，尤其是東林黨崛起後，以高人一等自居，言官成為打擊異己的工具，如此一來，言官的公正性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早年監督皇帝針砭時弊的正屬性大大下降，間接造成了朝局的腐敗。

但把明朝滅亡歸結為言官是不合理的，對於滅亡的原因，可能要洋洋灑灑寫一大篇，還不定有定論，學界比較認同的說法源於明朝後期的財政危機，而財政危機的根源主要是明朝龐大的皇宮貴族佔據了太多的資源，導致朝廷收入下降，無力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加之明朝末年，氣候異常引發大量自然災害，民變四起，而遼東地區的滿族人趁機作亂，內憂外患之下，明朝的君主又處置適當，才導致了王朝的滅亡，言官充其量沒有盡職盡責，但要說滅亡，這帽子太大，背不起。

水至清則無漁，人至察則無徒，無魚非水德，無徒勢雲孤。知一貴知二，通變乃達常。這幾句話是清朝乾隆皇帝說的。明朝不過是朱皇帝的明朝，言官不過是朱皇帝的言官，固然能減少一些貪官汙吏，但卻是治標不治本。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成者王侯敗者賊，城頭變換大王旗，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是幾千年來封建王朝的寫照。言官不過是皇帝的工具而已，清談也定然誤國。手無縛雞之力，胸無定國安邦之策，僅僅侷限於評論一時之得失安危，眼中無長遠眼光，既使粉身碎骨也難全皇帝一己之私心，只會讓人痛心而己。

言官固然清高，也難免有幫派結黨之弊病。清濁不同流而內鬥，也於國家團結不利，言官不能從根本上對政治制度進行改革，又不能儂據實際情況對經濟制度進行變革創新，不能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僅僅寄希望皇帝做一個好皇帝，希望出現一個明君，豈不是與虎謀皮，狐假虎威而已！？

言官，說到底不過顧問，備諮詢而已，並無什麼大作用，聽與不聽，全在皇帝。如夏原吉勸諫永樂，被關進了獄中，待仁宗登位才放出來;永樂要遷都北京，反對的人不少;正德要下江南巡遊，多少言官上表勸諫;海瑞言辭激烈地批評嘉靖，有用嗎?說言官制度顛覆了明朝，是天大的笑話!明末，各種社會矛盾極端尖銳，要挽救危局，需要一個英明的君主和一批能幹的大臣，問題是崇禎能力欠缺，又害怕承擔責任，例如對清議和吧，他就不敢決斷，害怕落下個罵名，想把責任推給臣下，這樣一來，誰為他效命?要是他象正德一樣，不顧言官反對，一意出巡，先和清簽了和議再說，那些言官又奈他何?咸豐、慈禧都和外國侵略者簽過約，還反天了不成?就是列寧，知道打不過德國，只有暫時妥協，也不顧大批"言官"反對，簽署了"佈列斯特和約"，儘管屈辱不堪，但為新生政權嬴得了喘息的時間，歷史已證明了列寧的正確。所以，明朝滅亡，崇禎要負首要責任;永樂盛世，主要是朱棣的功勞，與言官的關係都不大。

言官，各朝各代都有，並非只有明朝才有，只是在明朝其規模達到頂峰，約200人左右。明朝的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組成，大部分級別不高，但政治地位突出。他們的職責是規諫皇帝、左右言路，彈劾糾察百官、巡視地方吏治。他們的規諫有時候會令皇帝都無可奈何。但是，說言官導致了明朝的覆滅，顯然太過誇張。其實，明朝的覆滅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1、明朝後期皇帝昏庸無能、朝綱敗壞；官場腐敗、宦官當權。最典型的是自毀長城，中努爾哈赤的反間之計誤殺袁崇煥。2、天災人禍致農民起義，特別是李自成一支直搗北京城，迫使崇禎皇帝上吊煤山。3、“衝冠一怒為紅顏”，吳三桂引滿清入關。

言官制度和科舉制度一樣，都是很好很科學的體系！

可又存在類似的問題，也是致命的問題。科舉的弊病是考試的內容單一，一成不變，沒有與時俱進！

言官的最大問題是，建立在一個道德體系的的黑白兩分法！有點走極端，往往是抓一害，否全利！糾一小惡毀大善！

但也不能苛責古人，以現在人的覺悟和視野來過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