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原道》闡述道的傳傳授系統的論說，稱孟子以後自己才是儒道正宗；李翱是韓愈的學生，著有《復性書》，推行古文運動，維護儒學反對佛老。

理學興起於周敦頤、程頤程顥，大成於朱熹，朱熹稱周敦頤和程氏兄弟繼承孔孟道統，自己繼承周敦頤和程氏兄弟道統，傳承儒學正宗。

兩者之間沒有傳承關係，前者對後者有啟發性。

韓愈和李翱都是唐代儒學復興的重要代表人物，韓愈提出了“道統論”，而李翱提出了他的“復性”思想，成了從先秦儒學到宋明理學的中間環節，是中國古代儒學思想發展的重要階段，如果說先秦是“儒學”，而宋明理學是“新儒學”，那麼，韓愈、李翱等的唐代迴歸儒學的思想便可以視為是“新儒學”的先導。韓愈、李翱對儒學思想的探索和傳播，確實有助於讓先秦儒學往“心性”方向發展，即繼承了孟子的“心性論”，如果說先秦荀子是將孔子的儒學思想往“外王”方向發展的話，那麼，孟子卻是將孔子的儒學思想往“內聖”方向發展，於是，有了後面的唐代儒學和宋明理學。在這個意義上，韓愈、李翱確實能解釋宋明理學發展道路的承繼環節，他們兩人的思想多少影響了宋明理學的發展方向。

韓愈提出了“道統論”，維護儒家思想，在當時，韓愈是尊儒反佛的思想先鋒，在佛教盛行時，韓愈大聲疾呼，針對佛教關於性與情對立，要求滅情以見性的出世追求，韓愈主張因情以見性，提出剋制情慾，加強道德修養，改善人性，提高德行，積極入世。韓愈為反對佛教，維護儒家的正統地位，提出了“道統論”，他所指的“道”，不是道家的“道”，也不是佛學的“道”，而是儒家的孔孟之道，即“仁義道德”。在韓愈看來，“仁”就是“博愛”，“義”就應該遵循德行而去做的事，而心存“仁義”即是“德”。韓愈所謂的“統”主要是之儒家學說的承繼系統，在韓愈看來， “道”發端於堯，經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發展到完備。孔子後，諸儒不得要領，只有孟子得其真傳，孟子後失傳，就只有韓愈能接續上了，他很自信，復興儒學成了韓愈反對佛教，師承孔孟之道的重大最大的責任。 韓愈還繼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說，主張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品。他認為上品之人生來就能照道德標準行事；中品之人要透過修養才能依德行事，而下品之人則是天生有劣性，只能以強制手段驅使其“畏威而寡罪”。這啟發了後來宋明理學人性論的的發展。宋明理學家們也基本上承認在傳承儒學方面，韓愈是他們的先導。

李翱在與韓愈有些相像，在唐時儒、釋、道三家並存，特別是佛學正與原先的傳統思想互相對抗時，大力倡導復興儒學，這對於承繼儒家道統思想也是很有貢獻的。李翱他一方面突破漢唐窠臼，批道反佛，努力闡述先秦儒學中的思孟（子思、孟子）心性思想，發揮儒家的“內聖”學說，另一方面，他依託《易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儒家經典，論述其“復性”思想，從經典和論點兩個方面引領後來的宋明理學的發展。李翱有《復性書》三篇，論述人性論，他認為，人皆有“性”與“情”，而性是善的，情是惡的。“性者天之命也。”“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人之性皆善也。”即是，人性本善，皆有仁、義、禮、智等德性。但凡人會動情，“情者性之動也”，“情者性之邪也”，而“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他認為，“情者妄也、邪也。”即是說，性之動而產生情，情是邪惡的表現。於是，就是邪，是惡，而不是德，不是善了，於是，就必須採取一些“復性”辦法，如“無慮無思”，他說：“知者無知，動靜皆離，而寂然不動，是至誠也。”又說：“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是至誠也。”又說：“是故誠者聖人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知者無知，動靜皆離，而寂然不動，是至誠也。”又說：“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是至誠也。”又說：“是故誠者聖人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又如，保持“慎獨”，即是說，無論外界怎樣變化，君子皆要做到“未始離於不動”，永不動心，保持心的“寂然”狀態，他說：“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再如，“擇善固執”，即是說，“復性”是一個長期的修煉過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因此，必須能“擇善固執”，必須執著地堅持修行，他說：“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有人評論說，李翱是揚棄佛學，弘揚儒學，這有點道理，而這一“復性”論亦成了宋明理學心性論和格物致知論的思想來源。

總之，韓愈、李翱對宋明理學的影響是很大的，也可以說是影響了宋明理學發展的理論方向，他們是從儒學的“子思學派”到宋明理學的一箇中間環節，對“新儒學”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