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隋唐時期的“漕運”，先解釋一下“漕運”這個概念。“漕運”是封建王朝將徵自田賦的糧食，透過水道，輔以陸路，調運至政權所在地，尤其首都的一種運輸方式，或者說一種制度。隋唐時期的漕運，主要是過廣通渠得以施行，但是廣通渠只能到達潼關，黃河三門峽的砥柱難以開鑿。隨著長安城的人口和規模日漸龐大，漕運不暢，極大地影響到長安城的政治、經濟地位，隋唐的統治者不得不再建東都洛陽，將權力東移。

“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書·高祖紀》)。隋文帝建立隋朝後，經過權衡，在漢長安城東南的龍首原南面重建新城，併名為“大興城”。唐朝時，“大興城”更名為“長安城”。廣通渠是隋文帝時，由宇文愷領建的，當時的關中已經不能完全供給京師，渭水又大小無常，阻塞漕運。廣通渠自大興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漢代漕渠故道而東，至潼關入黃河，長三百餘裡，建成後，便利了漕運。

隋煬帝時期，大運河的修成，極大地便利了運輸。當時的江南已相當繁盛，糧食產量也已佔國家供給的一大部分，但是糧食運到洛陽和陝州這段路時，三門峽的砥柱，船過不去，山路極其崎嶇，很難運輸大量官糧西去。長安城發展得快，人口眾多，遇到天災，京畿糧食匱乏；洛陽附近的洛口倉糧食雖堆積如山，卻難以到達，當時的統治者不得不營建洛陽，作為東都。隨著漕運和政治、經濟及其他因素的交織，封建政權的權利中心也不得不一再東移。

關中地區久為帝都王畿，雖然陸路交通四通八達，有以長安為中心通往全國各地的交通網，但是在古代陸路運輸比較困難的情況下，供給京師的糧食、物資和各地的貢賦，就主要依靠於水路運輸。

隋唐時期，由於都城規模的空前擴大，為解決京師浩繁的需費及西北邊境兵糧的轉輸，統治者對渭河水運極為重視。隋朝開國不久，文帝即於開皇三年（583）下詔整治河渭水運，沿途設定糧倉，以轉相灌注。唐代亦在高宗、中宗、玄宗時期，多次調撥民工，在三門峽鑿石修道，解決河渭水運中的困難。

關中地區另一條水運線，是人工漕渠的開通。這是因為渭河雖是關中主要的漕運線，但渭河迂曲，從長安至黃河，流長竟達九百餘里，且“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為彌補渭河水運的不足，從漢至唐，均從長安至潼關，另修鑿了人工漕渠。

漢漕渠鑿於元光六年（前129）。其時漢武帝接受大司農鄭當時建議，命齊人水工徐伯表率卒數萬，從長安之南，開掘人工渠道，引渭河東流，經長安、臨潼、華縣、華陰，至渭口（今潼關附近）入黃河，費時3年，長三百里。

隋初，由於漢漕渠年久堙沒，“帝每憂轉運不給”，於是開皇四年（584）六月，隋文帝命宇文愷沿漢故漕渠，另開新渠。新渠從大興城起，引渭水東流至潼關，名廣通渠。由於此渠疏通之後，“轉運通利，關內賴之”（《隋書·食貨志》），故亦稱富民渠。

唐代也多次疏通漕渠。如天寶元年（742年）三月，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韋堅“於咸陽壅渭水作興成堰，截灞、滬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對漕渠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整治。此渠東起關門（潼關），西抵長安。韋堅還沿渠在長安城東禁苑滻水西岸望春樓下新開一潭，聚泊從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數十郡到達的船隻，“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玄宗特賜名為“廣運潭”。

上圖廣運潭公園

文宗開成元年（836）咸陽令韓遼又一次疏導漕渠，起自咸陽，抵於潼關，名興成渠。從而使漕渠在唐代中後期，仍發揮著重要的漕運作用。

除此漕渠之外，唐中宗景龍時期，兵部侍郎崔湜又“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此道由山南引丹水通漕至商州，再由商州鑱山出石門，北抵藍田，以為挽道。中宗就以崔湜為使，役徒數萬。由於工程艱鉅，役死者十之三四。此道可轉漕江漢糧米，但因新道為夏潦衝突，常常崩壓不通。

當時，關中雖然號稱沃野，然而“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因此，在唐初漕路來不及治理，歲輸長安糧不過二十萬石時，每遇水旱災荒，長安就物價飛漲，鬥米千錢，百姓難以存活，連皇帝也不得不率領百官離開長安就食於洛陽。如高宗因關中饑荒去洛陽七次，玄宗去東都就食也有五次，從而當時有“逐糧天子”之稱。而當開元后期治理河渭水運及疏通漕渠之後，歲漕關中之糧最多時達四百萬石，於是“關中蓄積羨溢”，都城經濟繁榮，“車駕不復幸東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