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歷史功績：
西元645年，玄奘帶了六百多部佛經歸國，回到闊別十多年的唐朝長安。玄奘歸國；唐太宗十分讚賞，在洛陽行宮接見了玄奘。玄奘把他遊歷西域的經歷向唐太宗作了詳細的彙報。這以後，玄奘就定居下來專心翻譯從天竺帶回來的佛經。和他的弟子一起，玄奘編寫了一本《大唐西域記》；他把親自到過的一百多個國家和聽到過的二十八個國家的地理情況、風俗習慣等等記載下來，成為重要的歷史和地理著作。翻譯和傳播從天竺帶回的佛經，玄奘還創立了中國佛教的“法相宗”。它屬於“大乘有宗”；因為玄奘住長安大慈恩寺，所以又稱慈恩宗；又因為教義的重點是萬法惟識，所以又稱惟識宗。玄奘是通佛教一切宗派的學者，可是到印度求法，主要是向那爛陀寺的戒賢大師學惟識，回國譯經弘法也偏重惟識，所以被推為法相宗的祖師。法相宗信奉的經典主要是“論”，有一本十支之說：一本是《瑜伽師地論》；十支是《百法明門論》《五蘊論》《顯揚聖教論》《攝大乘論》等。後來還有新編譯的《成惟識論》，也是重要典籍。據學者張中行先生說——介紹法相宗的義理更加困難，因為在名相的辨析方面，它是最繁瑣的。中心思想是萬法惟識。識有多種：眼、耳、鼻、舌、身(觸覺)是前五識；前五識所得是雜亂的感覺，要經過第六識的意(識)整理，才能成為知識；但第六識還是流動不定的，它後面還有個第七識末那識，這是常住的自我，第六識要依此而活動；第七識後面還有個第八識阿賴耶識，是前幾種識所以能活動的根本。第八識中有變現一切的種子，萬法皆由此而生，所以萬法沒有實性，只有能產生一切的才有實性。能變現一切的種子性質不同：汙的是有漏(煩惱)種子，是一切世間法之因；淨的是無漏種子，是一切出世間法之因。八識之外，還有三時、五種性等理論，離常識更遠……與其他宗派相比，法相宗學究氣味特別重，總是盡全力於名相的辨析。不幸的是，窮理與篤行常常難於兼顧；而佛教，總當以行(求解脫)為主，理的研討不過是輔助手段。這樣，全力窮理就容易成為喧賓奪主，又，這理也太繁瑣了，以致很難鍥而不捨，所以唐朝中期以後，隨著不立文字的禪宗的興盛，它就漸漸消沉了。印度人據說高度評價玄奘。據說，馬克思曾經感嘆，古代印度儘管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但“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歷史。”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玄奘親踐了110國，聽聞了28國，對印度社會和歷史做了詳盡的記載。一千三百年後的現代，印度的考古學家根據玄奘的記載，終於發掘出了埋沒了幾百年的古代印度佛教聖地――那爛陀寺遺址。印度歷史學家Ali 說:“如果沒有玄奘、法顯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玄奘留給華人一種胸襟開闊、海納百川的開放胸懷，一種追求真理、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玄奘是舉世聞名的哲學家、旅行家、翻譯家、佛學大師。他西行取經、捨身求法的佛教精神，孜孜不倦、執著求知的學習精神，百折不撓、勵志奮進的進取精神，不慕榮利、心歸大唐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等，早已融進中華民族的血脈中，成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如此，玄奘的行動同時也是對華人探險精神的有力證明。玄奘比馬可波羅早幾百年單人徒步從中國到達了印度，這不僅僅是玄奘個人的勝利，也是盛唐文化走向世界的成果。玄奘用極其開放的胸懷吸納異域文化、傳播中華文明，造就了亞洲特別是東亞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質。玄奘西行的歷史意義，早已超越了時間、地理和宗教的限制，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趙樸初曾經說:“玄奘，是中國佛教優良傳統最典型、最圓滿的體現者，也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Explorer之代表。”盛唐是中華古代文化全盛之頂點，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為輝煌的時期。玄奘是此時最有成就的中外文化交流之使者，他用自己的雙足，開創出了一條從中國經西域、波斯，到印度全境的文化之路，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張騫（前164年―前114年），字子文，漢中郡城固（今陝西省城固縣）人，中國漢代傑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險家。故里在漢中城固縣城南2公里處漢江之濱的博望村。張騫富有開拓和冒險精神，建元二年（前139年），奉漢武帝之命，由匈奴人甘父做嚮導，率領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絲綢之路，漢武帝以軍功封博望侯。張騫是絲綢之路的開拓者，被譽為“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華人”。他將中原文明傳播至西域，又從西域諸國引進了汗血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種到中原，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漢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張騫病逝於長安，歸葬漢中故里。
一個搞信仰的一個搞經濟的，根本不是一個概念，張騫更厲害一點，促進了絲綢之路，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這個是最有用的，
玄奘的歷史功績：
西元645年，玄奘帶了六百多部佛經歸國，回到闊別十多年的唐朝長安。玄奘歸國；唐太宗十分讚賞，在洛陽行宮接見了玄奘。玄奘把他遊歷西域的經歷向唐太宗作了詳細的彙報。這以後，玄奘就定居下來專心翻譯從天竺帶回來的佛經。和他的弟子一起，玄奘編寫了一本《大唐西域記》；他把親自到過的一百多個國家和聽到過的二十八個國家的地理情況、風俗習慣等等記載下來，成為重要的歷史和地理著作。翻譯和傳播從天竺帶回的佛經，玄奘還創立了中國佛教的“法相宗”。它屬於“大乘有宗”；因為玄奘住長安大慈恩寺，所以又稱慈恩宗；又因為教義的重點是萬法惟識，所以又稱惟識宗。玄奘是通佛教一切宗派的學者，可是到印度求法，主要是向那爛陀寺的戒賢大師學惟識，回國譯經弘法也偏重惟識，所以被推為法相宗的祖師。法相宗信奉的經典主要是“論”，有一本十支之說：一本是《瑜伽師地論》；十支是《百法明門論》《五蘊論》《顯揚聖教論》《攝大乘論》等。後來還有新編譯的《成惟識論》，也是重要典籍。據學者張中行先生說——介紹法相宗的義理更加困難，因為在名相的辨析方面，它是最繁瑣的。中心思想是萬法惟識。識有多種：眼、耳、鼻、舌、身(觸覺)是前五識；前五識所得是雜亂的感覺，要經過第六識的意(識)整理，才能成為知識；但第六識還是流動不定的，它後面還有個第七識末那識，這是常住的自我，第六識要依此而活動；第七識後面還有個第八識阿賴耶識，是前幾種識所以能活動的根本。第八識中有變現一切的種子，萬法皆由此而生，所以萬法沒有實性，只有能產生一切的才有實性。能變現一切的種子性質不同：汙的是有漏(煩惱)種子，是一切世間法之因；淨的是無漏種子，是一切出世間法之因。八識之外，還有三時、五種性等理論，離常識更遠……與其他宗派相比，法相宗學究氣味特別重，總是盡全力於名相的辨析。不幸的是，窮理與篤行常常難於兼顧；而佛教，總當以行(求解脫)為主，理的研討不過是輔助手段。這樣，全力窮理就容易成為喧賓奪主，又，這理也太繁瑣了，以致很難鍥而不捨，所以唐朝中期以後，隨著不立文字的禪宗的興盛，它就漸漸消沉了。印度人據說高度評價玄奘。據說，馬克思曾經感嘆，古代印度儘管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但“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歷史。”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玄奘親踐了110國，聽聞了28國，對印度社會和歷史做了詳盡的記載。一千三百年後的現代，印度的考古學家根據玄奘的記載，終於發掘出了埋沒了幾百年的古代印度佛教聖地――那爛陀寺遺址。印度歷史學家Ali 說:“如果沒有玄奘、法顯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玄奘留給華人一種胸襟開闊、海納百川的開放胸懷，一種追求真理、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玄奘是舉世聞名的哲學家、旅行家、翻譯家、佛學大師。他西行取經、捨身求法的佛教精神，孜孜不倦、執著求知的學習精神，百折不撓、勵志奮進的進取精神，不慕榮利、心歸大唐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等，早已融進中華民族的血脈中，成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如此，玄奘的行動同時也是對華人探險精神的有力證明。玄奘比馬可波羅早幾百年單人徒步從中國到達了印度，這不僅僅是玄奘個人的勝利，也是盛唐文化走向世界的成果。玄奘用極其開放的胸懷吸納異域文化、傳播中華文明，造就了亞洲特別是東亞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質。玄奘西行的歷史意義，早已超越了時間、地理和宗教的限制，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趙樸初曾經說:“玄奘，是中國佛教優良傳統最典型、最圓滿的體現者，也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Explorer之代表。”盛唐是中華古代文化全盛之頂點，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為輝煌的時期。玄奘是此時最有成就的中外文化交流之使者，他用自己的雙足，開創出了一條從中國經西域、波斯，到印度全境的文化之路，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張騫（前164年―前114年），字子文，漢中郡城固（今陝西省城固縣）人，中國漢代傑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險家。故里在漢中城固縣城南2公里處漢江之濱的博望村。張騫富有開拓和冒險精神，建元二年（前139年），奉漢武帝之命，由匈奴人甘父做嚮導，率領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絲綢之路，漢武帝以軍功封博望侯。張騫是絲綢之路的開拓者，被譽為“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華人”。他將中原文明傳播至西域，又從西域諸國引進了汗血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種到中原，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漢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張騫病逝於長安，歸葬漢中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