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 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醉之以酒而觀其性；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用是非之事來詢問他，從而觀察他的心智。 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和他辯論一個問題，把他辨的沒話說而激怒他，從而觀察他應變的能力和本身的氣度。 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用計謀來諮詢他，從而觀察他的學識。 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把災禍劫難告訴他，從而觀察他的勇氣、膽識。 醉之以酒而觀其性：用酒把他灌醉，從而觀察他的品性。（酒後吐真言） 臨之以利而觀其廉：用利益來誘惑他，從而觀察他的清廉程度。 期之以事而觀其信：把事情交給他去辦，從而觀察他的信用程度。 一、“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第一條是指，向對方提出大是大非的問題，看他的志向、志趣有何特點。人的許多行為都是觀念的產物。古今中外具有深刻信仰的人，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宗教徒，也無論是科學鉅子還是軍事間諜，都可以忍受奇恥大辱與不白之冤。從這個意義上說，要了解一個人是否值得你重用，首先就得了解他的立場、觀念、角度、位置。凡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含混不清、摸稜兩可的人，決不可委以重任。因為這種人習慣於見風使舵，沒有定性，最容易在關鍵場合、關鍵時刻損害國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二、“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第二條是專門考察對方的機變或應變能力。自古用人的兩大鐵定法則是：一看德；二看才。在官場上，除了有許多貪官之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庸官。貪官害國，庸官也誤事。在諸葛亮看來，在諸多智慧因素中，應變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像馬謖那樣的人，雖也有一些作為（如建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之類，被諸葛亮採納），但畢竟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為官一任，理應造福一方；但若缺乏駕馭複雜問題的能力，這一切也只能是鏡花水月一場空。三、“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第三條是考察對方的見識。向對方提出方方面面的問題，讓他思考相應的計策，看他的謀略是否深遠，看他的見識是否獨特。古往今來，官場之上的爭鬥是異常激烈的，這種爭鬥不僅包括小人之間的鉤心鬥角，也包括正邪、善惡之間的大沖突、大對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因此，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中，那些毫無計謀、遇事便束手無策的官員，即使有心向善，為上級解愁，為百姓排憂，也終究力不從心，無法左右大局。四、“告之以難而觀其勇”第四條是考察對方的勇氣。俗話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還有一句話，叫做“邪不勝正”。缺乏勇氣的官員，別說懲惡揚善，就連自身也難保，又怎能坦然面對鄉親父老的期盼眼神呢？諸葛亮在重用一個人之前，常常人為地創造一個逆境，觀察對方是否具備足夠的勇氣戰而勝之。毛澤東同志說過：“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不管怎麼奮鬥，都離不開一股闖勁、一股勇氣。沒有敢趟地雷險陣、敢跳萬丈深淵的非凡勇氣，一切都無從談起。五、“醉之以酒而觀其性”第五條是向對方勸酒，待他醉後再觀察他屬於何種型別的人。中國的酒文化源遠流長，諸葛亮時代的文臣、武將常有因酒誤事以致違法斬首的例子。另一方面，酒後吐真言。要了解一個人，特別是一個酒徒，最好是等待他喝醉的時候。真正的大丈夫，酒醉之後依然慷慨激昂，比如嶽武穆“怒髮衝冠”、“直搗黃龍”之類的神態言辭就是這樣。而戴著面具的小人即使一生挖空心思掩飾自己的內心世界，也往往在酒醉之後將卑鄙無恥的靈魂暴露無遺。六、“臨之以利而觀其廉”第六條是投其所好，以小恩小惠引誘對方，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自古以來，中國老百姓就希望自己遇到的是清宮、廉官，而非昏宮、貪官。看人既得看關鍵時刻，也得看平時，兩者缺一不可。有些官員不願也不敢貪小錢，思想深處還是認為“不值得”。這種官員實際上也很危險，一旦他人賄賂一點“大錢”，他就很容易被拉下水了。事實證明，經受不住金錢誘惑的人，不可能成為利國利民的清官，反而會危害國家利益、損害政府威信、傷害百姓感情。七、“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第七條是與對方商定某事，看他能否說到做到，是否講究信用。華人信奉一點，即“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意思就是說，一個人說話不算數，就不值得別人信賴了。這一條雖然細小，實際上舉一反三，也可以這樣理解：關鍵要看一個人言行是否一致，說的是否想的，做的是否說的。諸葛亮的七條用人之道中，第一條就考察對方的觀念、志向，最後一條則考察其行為、信用，這是大有深意的。因為人完全可能說假話，許多惡人、貪宮可能比誰都說得冠冕堂皇，實際上卻狼心狗肺、無惡不作。所以，還得考察其做得如何。聽其言，觀其行，這才是高明之舉。
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 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醉之以酒而觀其性；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用是非之事來詢問他，從而觀察他的心智。 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和他辯論一個問題，把他辨的沒話說而激怒他，從而觀察他應變的能力和本身的氣度。 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用計謀來諮詢他，從而觀察他的學識。 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把災禍劫難告訴他，從而觀察他的勇氣、膽識。 醉之以酒而觀其性：用酒把他灌醉，從而觀察他的品性。（酒後吐真言） 臨之以利而觀其廉：用利益來誘惑他，從而觀察他的清廉程度。 期之以事而觀其信：把事情交給他去辦，從而觀察他的信用程度。 一、“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第一條是指，向對方提出大是大非的問題，看他的志向、志趣有何特點。人的許多行為都是觀念的產物。古今中外具有深刻信仰的人，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宗教徒，也無論是科學鉅子還是軍事間諜，都可以忍受奇恥大辱與不白之冤。從這個意義上說，要了解一個人是否值得你重用，首先就得了解他的立場、觀念、角度、位置。凡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含混不清、摸稜兩可的人，決不可委以重任。因為這種人習慣於見風使舵，沒有定性，最容易在關鍵場合、關鍵時刻損害國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二、“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第二條是專門考察對方的機變或應變能力。自古用人的兩大鐵定法則是：一看德；二看才。在官場上，除了有許多貪官之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庸官。貪官害國，庸官也誤事。在諸葛亮看來，在諸多智慧因素中，應變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像馬謖那樣的人，雖也有一些作為（如建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之類，被諸葛亮採納），但畢竟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為官一任，理應造福一方；但若缺乏駕馭複雜問題的能力，這一切也只能是鏡花水月一場空。三、“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第三條是考察對方的見識。向對方提出方方面面的問題，讓他思考相應的計策，看他的謀略是否深遠，看他的見識是否獨特。古往今來，官場之上的爭鬥是異常激烈的，這種爭鬥不僅包括小人之間的鉤心鬥角，也包括正邪、善惡之間的大沖突、大對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因此，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中，那些毫無計謀、遇事便束手無策的官員，即使有心向善，為上級解愁，為百姓排憂，也終究力不從心，無法左右大局。四、“告之以難而觀其勇”第四條是考察對方的勇氣。俗話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還有一句話，叫做“邪不勝正”。缺乏勇氣的官員，別說懲惡揚善，就連自身也難保，又怎能坦然面對鄉親父老的期盼眼神呢？諸葛亮在重用一個人之前，常常人為地創造一個逆境，觀察對方是否具備足夠的勇氣戰而勝之。毛澤東同志說過：“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不管怎麼奮鬥，都離不開一股闖勁、一股勇氣。沒有敢趟地雷險陣、敢跳萬丈深淵的非凡勇氣，一切都無從談起。五、“醉之以酒而觀其性”第五條是向對方勸酒，待他醉後再觀察他屬於何種型別的人。中國的酒文化源遠流長，諸葛亮時代的文臣、武將常有因酒誤事以致違法斬首的例子。另一方面，酒後吐真言。要了解一個人，特別是一個酒徒，最好是等待他喝醉的時候。真正的大丈夫，酒醉之後依然慷慨激昂，比如嶽武穆“怒髮衝冠”、“直搗黃龍”之類的神態言辭就是這樣。而戴著面具的小人即使一生挖空心思掩飾自己的內心世界，也往往在酒醉之後將卑鄙無恥的靈魂暴露無遺。六、“臨之以利而觀其廉”第六條是投其所好，以小恩小惠引誘對方，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自古以來，中國老百姓就希望自己遇到的是清宮、廉官，而非昏宮、貪官。看人既得看關鍵時刻，也得看平時，兩者缺一不可。有些官員不願也不敢貪小錢，思想深處還是認為“不值得”。這種官員實際上也很危險，一旦他人賄賂一點“大錢”，他就很容易被拉下水了。事實證明，經受不住金錢誘惑的人，不可能成為利國利民的清官，反而會危害國家利益、損害政府威信、傷害百姓感情。七、“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第七條是與對方商定某事，看他能否說到做到，是否講究信用。華人信奉一點，即“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意思就是說，一個人說話不算數，就不值得別人信賴了。這一條雖然細小，實際上舉一反三，也可以這樣理解：關鍵要看一個人言行是否一致，說的是否想的，做的是否說的。諸葛亮的七條用人之道中，第一條就考察對方的觀念、志向，最後一條則考察其行為、信用，這是大有深意的。因為人完全可能說假話，許多惡人、貪宮可能比誰都說得冠冕堂皇，實際上卻狼心狗肺、無惡不作。所以，還得考察其做得如何。聽其言，觀其行，這才是高明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