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去過不知道。但是我想提醒你，有紀律和有素質是不一樣的。從我瞭解的情況看，日本人普遍懼威而不知懷德，大義不存而遵小節，這恐怕就不算有素質了吧？

日本科技是發達，國民素質是在法律嚴格下才遵守的，所以日本人表面客氣禮，禮儀多，實際上壓抑的國民，還是華人自由，心情舒暢，可以表達出來。但也一點不文明的小結，改了更好。

日本工業發展有兩個發展時期，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時候，日本為了獲得強大的侵略軍事力量 扭曲催化工業發展成 一個軍事強國，不過日本是個島國，國土資源有限 難以成為世界級超級大國，在二戰中 不管日本人如何努力都無法逾越國土和資源這一洪溝，所以幹不過美國這是必然的！不過日本透過努力做一個二三流國家還是可以的。日本第二次工業發展 是在北韓戰爭爆發後出現的，此時日本是美國的盟友，美國又需要日本在北韓戰爭後方起到作用 美國在很多領域對日本都放開了，在那時日本除了航母戰機和核武器不讓造 其它美國都沒對日本太大的限制，這也成就了日本7八十年代的經濟輝煌！工業化強國和經濟強國 只要不受外部勢力干預 國民素質自然都要高些，由於工業技術人才都是透過教育獲得的，被教育過的人 素質總會高一些！

有著731那麼高含金量的論文……能不發達嗎？把中國實驗室裡的小白鼠換成日本人，也一樣的。多說了，有些傻子腦子也是藍色畫面狀態。

世上既然沒有完人，也就沒有全部都是好人或高素質的民族，實際上除了希特勒好像真沒人這麼鼓吹。因此，如果不拆開去看一個現象的前因後果，僅以現有表現去判斷，就可能會一葉障目。

說到素質，關於日本的拾金不昧，很多華人對此都感觸頗深。但這種發展，它首先涉及的是一個較為完善的獎懲機制，是基於先法後禮的變遷產生的，並且由於日本今日的發達富庶，才有了為人讚許的主流表現。

在1899年（明治32年），日本頒佈了舊遺失物法，而後於2006年（平成18年）又頒佈了新遺失物法。新舊遺失物法的變動，主要體現在遺失物品的保管期限、警方對遺失物品的資訊公開、如衣傘等廉價物品規定的更改等等……可關鍵是“遺失物等橫領罪”的存在。這項罪名規定，在日本如果他人遺失物等物品後私自藏匿，涉及的是貪汙指控，法定的刑罰是1年以下監禁，或處以10萬日元以下的罰款。（題外話，很好奇為何遣唐使沒傳播《唐律·雜律》中的類似規定，發展也不同於明律或清律。）

而現實中也能發生這樣的案例，比如2017年奈良縣垃圾處理場被臨時工發現並瓜分的2000萬日元，涉事5人均被判刑。最後處理場的老闆在遺失物領取期限過後，得到了這筆錢，並將它捐獻出去。

而對於獎勵機制，日本又規定了遺失物逾期不取後，對拾取者的物權肯定。以及遺失物在被失主領取時，需支付5%～20％左右的報酬（拾取者要不要是另一個問題）。所以實際上能看出，今日日本社會上的“拾金不昧”，首重於執政者對法律的重視和明確，而並非是日本民眾對禮的認知有了明確的提高（畢竟下限永遠會拉低上限，比如班級平均分？）。

又如1948年《輕犯罪法》的頒佈。很多人會說華人沒素質於大聲喧囂的表現上，甚至歷代都有相關的吐槽記載（恕不細述，怕引戰），可很少人會提起日本的《軽犯罪法》。這種類如中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日本法律，對細節的規定更為苛刻，因為它更像是基於村規民約產生的法律法規，所以涉及的才更多。

【舉幾個例子】：

第十三條：在公共場所對大多數人顯露粗野言行，給別人添麻煩，逞能和表示控制慾等等，這就是不可以的。而這些粗野言行，可能涉及恐嚇罪、敲詐勒索罪，以及其他一些違法行為。

第十四條：無視公務員（如警察）的制止，發出巨大噪音（人聲、樂器等），騷擾四鄰，這也不行。並且那些在政府單位等地區使用擴聲器（比如收廢報紙、賣紅薯）的人，可能涉及違反“靜穩保持法”。而如果給他人造成了失眠、頭痛等實際影響，一樣涉及罪名的可能。

第二十六條：在街道、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吐痰或大小便。可能會涉及淨水汙染罪、物品損害罪（比如對他人所有物小便）、公開猥褻罪等……

於是國內熊孩子尿電梯摔個半死的同時，日本卻有下圖中這種“可能涉及輕犯罪”的配圖。

這並不是覺悟或素質，而是對法的認知。諸如此類的各種條款，幾乎無分鉅細地完善了日本社會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行為規範。因此再看“日本人怕麻煩”，反而覺得更多涉及“怕犯法、怕訴訟、怕擔罪名”。

日本人是有雙重性格的民族，熱愛生活一花一草，同時又嗜血殺戮，溫文爾雅，又淫蕩亂倫，所以美華人寫了《菊與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