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自從誕生到現在已經兩千多年的時間了，而且在過去的兩千多年時間裡，而且絕大多朝代是非常推崇儒家思想的，那麼我們縱觀在這過去的歷史長河中，儒家思想，特別是《論語》這部著作，它對於時代的傳承，對於文化的傳承究竟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論語》也好，儒家思想也好，它塑造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人文、理性、樂觀、入世。中國有沒有宗教？我們自己有土生土長的道教，並且外面來了什麼教，我們都能接受佛教啊，基督教啊，伊斯蘭教啊，但是華人的接受有個前提，我接受你，你得靈，不靈，對不起，拜拜，我就換了，華人可以炒神的魷魚，可以換神啊，這對於基督徒，伊斯蘭教不可想象啊，換神，換個真主，罪孽還了得了，華人可以換，不靈我可以換。所以孟子講，“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然而乾旱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 盡心下》什麼意思，我祭祀你，牲口非常合格，你說八十斤，我絕對不給你七十九公斤；杯啊盤啊碗啊，我祭祀用的東西洗得非常乾淨；著準時祭拜。我非常敬你這神，但是我這個國家今天水災，明天旱災，你沒保佑我，怎麼辦，換了，不要你這個神了。
《論語》裡面有個故事非常有意思。《論語》有臧文仲這個人，臧文仲非常迷信《易經》算卦，《易經》算卦有個方法就是用龜甲，他養了個大龜，這個龜還有個名字叫蔡，臧文仲還給這隻龜起了個大房子，裝飾的非常豪華，來供養這隻龜。孔子知道了，孔子說，“這個臧文仲這智商怎麼這麼差啊，怎麼這麼點智商，還養這種玩意兒。”（臧文仲居蔡，山節皂悅，何如其知也。——《論語》）說明孔子對這一套不感冒，所以孔子說，“子不語怪力亂神”。
《論語》中還有一段對話，學生問孔子說，“老師啊，人死了以後怎麼伺候鬼啊？”孔子怎麼回答？“人呢我還沒有伺候明白呢，先便讓我伺候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有些人又問了，“老師啊，人死後到底有沒有鬼？”老師怎麼回答？“人活著我都沒有搞明白，先別跟我談死。”（未知生，焉知死）子貢不幹了，“老師不行，你的告訴我，人死了以後到底有沒有靈魂，到底有沒有鬼？”孔子回答了，“說這個問題啊，你不用忙著討論，等你死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由此，儒家思想培養了中華民族人文的、入世的、理性的這樣一種文化態度。不同層面文化，有一個民謠叫“只羨鴛鴦不羨仙”，鴛鴦鳥有一個生理習性，出雙入對，飛出來一雙，飛進去一對，古人看著鴛鴦鳥多麼恩愛啊，把鴛鴦鳥作為恩愛夫妻的象徵，很多美麗的詩句都是歌頌鴛鴦的。“西山掩映斜陽裡，樓臺影動鴛鴦起”，“桃花春水綠，水上鴛鴦浴”，多美啊。“只羨鴛鴦不羨仙”就講我只羨慕人間溫暖生活，恩愛生活，我不羨慕當什麼神仙，講一個世界不羨慕另外一個世界，當神仙又能怎麼樣？你看，大文豪蘇東坡的詞，“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嫦娥偷了丈夫的靈藥，成仙了，飛到月亮上去，飛上去又怎麼樣，飛上去就後悔了。孤單、寂寞、清冷。沒辦法，自己跳起舞來了。民謠說“只羨鴛鴦不羨仙”，大文豪唱“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就連流行歌詞“在人間已是癲，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溫柔同眠”……不管是天上的生活是如何美好，還是地上人間的溫情更暖，這種思想其實就是從《論語》發源出來的。“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那個世界有沒有華人懷疑，沒有怎辦？誰也沒有回來彙報過。活著，好好活著最後重要，跟西方不一樣，華人活著不是為了死後的極樂世界，而是為了此世的平安幸福。 另外華人的這種相對樂觀的心理，也是來自於儒家思想。《論語》記載這樣一件事情，有人問子路，孔子是一個怎樣的人啊，子路就不回答。子路回來老師就批評他，你怎麼不回答？你要回答他嘛，就我這個人什麼樣的人呢？“不知老之將近雲而”，我天天在學習，我在勤奮的工作，連快要老了我都不知道。這反映了孔子非常樂觀的心態，並且他樂觀是一種非常富有道德精神的樂觀。“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子說了，“我天天粗茶淡飯，吃得非常差，我晚上睡覺窮的枕頭都沒有，我枕著胳膊睡覺，都這樣了，樂亦在其中。一種道德精神浸潤他，提升他，使孔子的人生有一種理想的追求。這種精神進入到中華民族日日新，又日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積極、昂揚向上，這種精神培育了我們中華民族的脊樑。世界上幾大文明，比我們古老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這些文明都中斷了，只有中華文明延續到現在，這個巨大的時空體仍然存在。這個和儒家的積極、昂揚向上的精神有非常重要的關係。
《論語》自從誕生到現在已經兩千多年的時間了，而且在過去的兩千多年時間裡，而且絕大多朝代是非常推崇儒家思想的，那麼我們縱觀在這過去的歷史長河中，儒家思想，特別是《論語》這部著作，它對於時代的傳承，對於文化的傳承究竟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論語》也好，儒家思想也好，它塑造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人文、理性、樂觀、入世。中國有沒有宗教？我們自己有土生土長的道教，並且外面來了什麼教，我們都能接受佛教啊，基督教啊，伊斯蘭教啊，但是華人的接受有個前提，我接受你，你得靈，不靈，對不起，拜拜，我就換了，華人可以炒神的魷魚，可以換神啊，這對於基督徒，伊斯蘭教不可想象啊，換神，換個真主，罪孽還了得了，華人可以換，不靈我可以換。所以孟子講，“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然而乾旱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 盡心下》什麼意思，我祭祀你，牲口非常合格，你說八十斤，我絕對不給你七十九公斤；杯啊盤啊碗啊，我祭祀用的東西洗得非常乾淨；著準時祭拜。我非常敬你這神，但是我這個國家今天水災，明天旱災，你沒保佑我，怎麼辦，換了，不要你這個神了。
《論語》裡面有個故事非常有意思。《論語》有臧文仲這個人，臧文仲非常迷信《易經》算卦，《易經》算卦有個方法就是用龜甲，他養了個大龜，這個龜還有個名字叫蔡，臧文仲還給這隻龜起了個大房子，裝飾的非常豪華，來供養這隻龜。孔子知道了，孔子說，“這個臧文仲這智商怎麼這麼差啊，怎麼這麼點智商，還養這種玩意兒。”（臧文仲居蔡，山節皂悅，何如其知也。——《論語》）說明孔子對這一套不感冒，所以孔子說，“子不語怪力亂神”。
《論語》中還有一段對話，學生問孔子說，“老師啊，人死了以後怎麼伺候鬼啊？”孔子怎麼回答？“人呢我還沒有伺候明白呢，先便讓我伺候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有些人又問了，“老師啊，人死後到底有沒有鬼？”老師怎麼回答？“人活著我都沒有搞明白，先別跟我談死。”（未知生，焉知死）子貢不幹了，“老師不行，你的告訴我，人死了以後到底有沒有靈魂，到底有沒有鬼？”孔子回答了，“說這個問題啊，你不用忙著討論，等你死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由此，儒家思想培養了中華民族人文的、入世的、理性的這樣一種文化態度。不同層面文化，有一個民謠叫“只羨鴛鴦不羨仙”，鴛鴦鳥有一個生理習性，出雙入對，飛出來一雙，飛進去一對，古人看著鴛鴦鳥多麼恩愛啊，把鴛鴦鳥作為恩愛夫妻的象徵，很多美麗的詩句都是歌頌鴛鴦的。“西山掩映斜陽裡，樓臺影動鴛鴦起”，“桃花春水綠，水上鴛鴦浴”，多美啊。“只羨鴛鴦不羨仙”就講我只羨慕人間溫暖生活，恩愛生活，我不羨慕當什麼神仙，講一個世界不羨慕另外一個世界，當神仙又能怎麼樣？你看，大文豪蘇東坡的詞，“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嫦娥偷了丈夫的靈藥，成仙了，飛到月亮上去，飛上去又怎麼樣，飛上去就後悔了。孤單、寂寞、清冷。沒辦法，自己跳起舞來了。民謠說“只羨鴛鴦不羨仙”，大文豪唱“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就連流行歌詞“在人間已是癲，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溫柔同眠”……不管是天上的生活是如何美好，還是地上人間的溫情更暖，這種思想其實就是從《論語》發源出來的。“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那個世界有沒有華人懷疑，沒有怎辦？誰也沒有回來彙報過。活著，好好活著最後重要，跟西方不一樣，華人活著不是為了死後的極樂世界，而是為了此世的平安幸福。 另外華人的這種相對樂觀的心理，也是來自於儒家思想。《論語》記載這樣一件事情，有人問子路，孔子是一個怎樣的人啊，子路就不回答。子路回來老師就批評他，你怎麼不回答？你要回答他嘛，就我這個人什麼樣的人呢？“不知老之將近雲而”，我天天在學習，我在勤奮的工作，連快要老了我都不知道。這反映了孔子非常樂觀的心態，並且他樂觀是一種非常富有道德精神的樂觀。“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子說了，“我天天粗茶淡飯，吃得非常差，我晚上睡覺窮的枕頭都沒有，我枕著胳膊睡覺，都這樣了，樂亦在其中。一種道德精神浸潤他，提升他，使孔子的人生有一種理想的追求。這種精神進入到中華民族日日新，又日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積極、昂揚向上，這種精神培育了我們中華民族的脊樑。世界上幾大文明，比我們古老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這些文明都中斷了，只有中華文明延續到現在，這個巨大的時空體仍然存在。這個和儒家的積極、昂揚向上的精神有非常重要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