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傳統中，孔孟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聖，則有亞聖。既有《論語》，則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他們的宗旨也始終相配合。《史記》說： “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今人馮友蘭，也把孔子比作蘇格拉底，把孟子比作柏拉圖。 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他們，卻也發現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顯的，《論語》中所敘述的孔子，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所以大成至聖能夠以“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避免“小人長慼慼”的態度去保持他的悠閒。孔子令門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讚許。而曾皙所說的，大致等於我們今天的郊遊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孔子還說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而且“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樣的話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嘴中。 孔子沒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論語》中，“仁”字出現了66次，沒有兩個地方的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說出雖為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仁的話，可見他認為性惡來自先天。他又說“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為善的能力，雖系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產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地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一生學習，到70歲才能隨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一句話裡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系內在的由自我產生。所以他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聖賢。 孔子對“禮”非常重視。孔子雖然稱讚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卻根據“禮”的原則反對厚葬顏淵；又因為“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①，使子路感到很不高興。孔子雖不值陽貨的為人，但為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著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沒有這樣的耐性。齊宣王稱病，他也稱病。他見了梁襄王，出來就說：“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沒有來拜訪他，他也不去見魯平公。他對各國國君的贈儀，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齊國的弔喪正使，出使滕國，卻始終不對副使談及出使一事。 這中間的不同，不能說與孔孟二人的個性無關。或許《論語》與《孟子》兩部書的取材記載不同，也有影響。但是至聖和亞聖，相去約兩百年，中國的局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孟子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八個字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他們之間的距離。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時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雖不能確定，但是他最活躍的時間，也縣戰國時代的前中段。《孟子》一書開場即提到他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
在儒家的傳統中，孔孟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聖，則有亞聖。既有《論語》，則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他們的宗旨也始終相配合。《史記》說： “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今人馮友蘭，也把孔子比作蘇格拉底，把孟子比作柏拉圖。 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他們，卻也發現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顯的，《論語》中所敘述的孔子，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所以大成至聖能夠以“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避免“小人長慼慼”的態度去保持他的悠閒。孔子令門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讚許。而曾皙所說的，大致等於我們今天的郊遊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孔子還說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而且“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樣的話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嘴中。 孔子沒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論語》中，“仁”字出現了66次，沒有兩個地方的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說出雖為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仁的話，可見他認為性惡來自先天。他又說“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為善的能力，雖系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產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地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一生學習，到70歲才能隨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一句話裡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系內在的由自我產生。所以他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聖賢。 孔子對“禮”非常重視。孔子雖然稱讚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卻根據“禮”的原則反對厚葬顏淵；又因為“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①，使子路感到很不高興。孔子雖不值陽貨的為人，但為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著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沒有這樣的耐性。齊宣王稱病，他也稱病。他見了梁襄王，出來就說：“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沒有來拜訪他，他也不去見魯平公。他對各國國君的贈儀，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齊國的弔喪正使，出使滕國，卻始終不對副使談及出使一事。 這中間的不同，不能說與孔孟二人的個性無關。或許《論語》與《孟子》兩部書的取材記載不同，也有影響。但是至聖和亞聖，相去約兩百年，中國的局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孟子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八個字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他們之間的距離。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時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雖不能確定，但是他最活躍的時間，也縣戰國時代的前中段。《孟子》一書開場即提到他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