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制度,即大漢王朝（主要指西漢）的治國思想及指導理論.主要分為西漢初期、中期、晚期三個階段.
1、西漢初期以“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治國.
西漢開國皇帝劉邦深受秦朝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重刑輕儒,看不起儒生.陸賈在他面前談論《詩》、《書》,他張口就罵：“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回答得也很乾脆：“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他又給劉邦講了一通打天下與治天下不同、治天下必須以仁義道德為先的道理.劉邦似有所感悟,讓陸賈把他想說的話全部寫出來,劉邦賜其書名為《新語》.劉邦62歲那年,回到故鄉沛縣,置酒大宴父老.在返回京城的路上,他特地繞道去了曲阜,以隆重的太牢之禮祭祀孔子,開中國歷史上皇帝祭孔之先河.此番不辭勞苦祭祀孔子的舉動,看來是陸賈的《新語》對他發生了作用無疑.
劉邦死後,繼位的漢惠帝面對社會經濟殘破的現實,為了鞏固漢朝統治,決定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於是,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很受統治者歡迎,大行其道.惠帝二年,漢相蕭何卒,習“黃老之學”的曹參代為漢相,“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此後,終高後、文、景之世,漢朝在政治上執行的都是黃老無為之治.2、世宗孝武皇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到漢武帝劉徹君臨天下時,社會經濟已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統治者已有條件大有作為,於是黃老無為思想的歷史使命也宣佈結束,統治政策再次面臨調整.同時由於長期執行黃老無為思想,也給社會造成若干弊端：縱容諸侯王驕橫不法,聽任豪強地主兼併不軌,忍受匈奴人不時入侵等等.這種時局迫使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改弦更張,改變政策.
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了世宗孝武皇帝劉徹時,則採納董仲舒的建議,開始重用儒術,武帝時期兼用儒、法、道、陰陽、縱橫等各家人才,漢朝從此開始了“霸王道雜之”的治國曆史,“ 霸道”,即法家思想；“王道”,即是儒家思想.霸王道雜之,是將法家、儒家思想兼而並用,或“外儒內法”.武帝劉徹時期對儒家的採用,使得儒家思想得到重視,尤其是漢元帝以後（晚期階段）,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廢棄,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二千多年的主流思想.
3、中宗漢宣帝繼續武帝的治國政策,實施“霸王道雜之”的政治方針.《漢書·元帝紀》載：宣帝的太子劉奭（漢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這段記載,為我們瞭解漢代後期治國方針的演變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編輯本段“漢家制度”的歷史影響與現實意義
唐人封德彝認為,“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並沒有給漢朝社會帶來長治久安.《舊唐書•魏徵傳》：“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封建彝對曰：‘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這種觀點顯然是妄下斷言、不符合歷史實際.考之漢史,從漢惠帝至景帝,德、刑基本適中；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徵和四年（前89年）間,德、刑失衡；徵和四年,漢武帝頒佈《輪臺詔》,德、刑又趨適中；昭、宣兩朝,德、刑也較為適中,從而出現了“昭宣中興”的局面.由此觀之,從漢武帝時開始確立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可以說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治國方式,而且始終為後世所稱頌和遵循.自漢以後,中國古代各皇朝的統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鑑“漢家制度”的經驗教訓,以強化其統治.
如唐太宗謂群臣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宋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明太祖則主張“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頗.”清世宗雍正也說過：“自古為政者,皆當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寬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以上諸帝所謂“文武之道”、“寬猛得中”、“文武相資”、“寬嚴相濟”,講的都是王霸之道.可見,“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已成為歷代統治者治國的主要方式.
漢朝制度,即大漢王朝（主要指西漢）的治國思想及指導理論.主要分為西漢初期、中期、晚期三個階段.
1、西漢初期以“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治國.
西漢開國皇帝劉邦深受秦朝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重刑輕儒,看不起儒生.陸賈在他面前談論《詩》、《書》,他張口就罵：“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回答得也很乾脆：“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他又給劉邦講了一通打天下與治天下不同、治天下必須以仁義道德為先的道理.劉邦似有所感悟,讓陸賈把他想說的話全部寫出來,劉邦賜其書名為《新語》.劉邦62歲那年,回到故鄉沛縣,置酒大宴父老.在返回京城的路上,他特地繞道去了曲阜,以隆重的太牢之禮祭祀孔子,開中國歷史上皇帝祭孔之先河.此番不辭勞苦祭祀孔子的舉動,看來是陸賈的《新語》對他發生了作用無疑.
劉邦死後,繼位的漢惠帝面對社會經濟殘破的現實,為了鞏固漢朝統治,決定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於是,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很受統治者歡迎,大行其道.惠帝二年,漢相蕭何卒,習“黃老之學”的曹參代為漢相,“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此後,終高後、文、景之世,漢朝在政治上執行的都是黃老無為之治.2、世宗孝武皇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到漢武帝劉徹君臨天下時,社會經濟已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統治者已有條件大有作為,於是黃老無為思想的歷史使命也宣佈結束,統治政策再次面臨調整.同時由於長期執行黃老無為思想,也給社會造成若干弊端：縱容諸侯王驕橫不法,聽任豪強地主兼併不軌,忍受匈奴人不時入侵等等.這種時局迫使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改弦更張,改變政策.
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了世宗孝武皇帝劉徹時,則採納董仲舒的建議,開始重用儒術,武帝時期兼用儒、法、道、陰陽、縱橫等各家人才,漢朝從此開始了“霸王道雜之”的治國曆史,“ 霸道”,即法家思想；“王道”,即是儒家思想.霸王道雜之,是將法家、儒家思想兼而並用,或“外儒內法”.武帝劉徹時期對儒家的採用,使得儒家思想得到重視,尤其是漢元帝以後（晚期階段）,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廢棄,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二千多年的主流思想.
3、中宗漢宣帝繼續武帝的治國政策,實施“霸王道雜之”的政治方針.《漢書·元帝紀》載：宣帝的太子劉奭（漢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這段記載,為我們瞭解漢代後期治國方針的演變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編輯本段“漢家制度”的歷史影響與現實意義
唐人封德彝認為,“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並沒有給漢朝社會帶來長治久安.《舊唐書•魏徵傳》：“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封建彝對曰：‘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這種觀點顯然是妄下斷言、不符合歷史實際.考之漢史,從漢惠帝至景帝,德、刑基本適中；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徵和四年（前89年）間,德、刑失衡；徵和四年,漢武帝頒佈《輪臺詔》,德、刑又趨適中；昭、宣兩朝,德、刑也較為適中,從而出現了“昭宣中興”的局面.由此觀之,從漢武帝時開始確立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可以說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治國方式,而且始終為後世所稱頌和遵循.自漢以後,中國古代各皇朝的統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鑑“漢家制度”的經驗教訓,以強化其統治.
如唐太宗謂群臣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宋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明太祖則主張“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頗.”清世宗雍正也說過：“自古為政者,皆當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寬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以上諸帝所謂“文武之道”、“寬猛得中”、“文武相資”、“寬嚴相濟”,講的都是王霸之道.可見,“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已成為歷代統治者治國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