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歲時，適逢“三年自然災害”基本結束，國民經濟開始漸漸復甦。同時，意味著中國當時基本上還清了對蘇聯的債務，度過了艱難時世。63年本人輟學，進入當時叫“上海砂輪機廠”，當起了當時正式社會身份：代（培訓）訓藝徒，開始了自食其力生涯。

我十七歲是一九八O年。那年高中畢業，參加高考時發高燒，班主任老師找到他當大夫的學生，我聽見他倆小聲說:無論採取什麼辦法，一定要給他退下燒來。高考三天，前二天，我出考場就去打針，高燒參加了二天高考。第三天，燒退了，又腹瀉。第三天的二門科目，我都沒有堅持下來。高考的結果——沒考上。

十二月份參加工作，第一個月的工資三十一元九角。

17歲時我圓了我一個夢，那就是去北京看天安門，結果得到了意外收穫。六六年的十一月三號在天安門廣場接受了毛主席的檢閱。同時去了北京的八大院校，清華，北大，北京外國語學院，民族民院。又去了八達嶺，故宮，人民大會堂。頤和園，北海，北京動物園。我是隨著大串聯，獨闖北京實現我的夢想，我終身不忘。將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裡。

一九七六年我十七週歲，元月八日周總理逝世，七月朱總逝世，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四月五日爆發天安門革命行動，八月唐山發生大地震，十月以華主席為首黨中央一舉粉碎禍國殃民"四人幫"。那一年中國歷史發生翻天覆地變化，我憂慮、悲傷、憤怒、興奮。那一年彷彿感覺特別漫長，猶如穿越無數大江大河，高山密林，戈壁險灘，大海波濤。經歷無數暴風驟雨，電閃雷鳴，寒霜冰雪洗禮。

那年的四月父親結束戍邊使命，轉業復員，帶領全家老小，葉落歸根，從邊陲冰峰天山之麓回到故土秦嶺腳下，繼續新的征程。那時我已上高中，赤丹忠心，滿腔熱血，空有大志，深感愚昧無知，求知慾切，卻又無從下手，感覺很尷尬無奈。

當年我17歲的時候還是處於“文革”時期，我家兄弟姐妹4個已經隨著省會搬回保定而在保定居住。

那時媽媽的單位還在天津，父親則去了五七幹校。

我們那個大院兒，基本上每家都沒有家長在，有的家長去了五七幹校，有的家長則還被關著。都是每家的孩子自己在家裡管理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那時機關雖然說有留守人員照顧這些孩子，可他們能做的工作就是每月給每個孩子發15塊錢生活費。可能那時家長的工資都被“凍結”了。因為都是孩子自己管自己，如果不懂得計劃著花錢，這些錢根本花不到月底。記得那年冬天我們實在沒有吃的了，大弟弟不知從哪裡借到了一頭小毛驢和一個板車，他自己就趕著這輛小毛驢車去了我們在望都的一個表哥家，讓他幫助買紅薯和白菜。現在還記得弟弟凍得滿臉通紅，趕著裝著紅薯和白菜的小毛驢車回家的樣子，那年他15歲。

我的兩個弟弟和院裡的男孩子們一起在我家門前的大楊樹下挖了一個洞，在裡面養兔子，兔子繁殖的很快，生長的也很快，兔子長大了誰都可以從樹洞裡捉出兔子來拿回家去吃，這可能就是當年我們唯一能吃到的肉了。

那時候根本沒有過年過節這一說，而且我現在根本想不起來當年我們吃飯都吃過什麼，估計也就是蒸紅薯，蒸玉米麵餅子，熬玉米麵粥。吃的蔬菜當然就只有熬白菜和炒蘿蔔條了。

孩子們的日子過得苦，家長們的日子也沒好到哪兒去，記得那時父親回來看我們時，一個省委機關的幹部抽的是9分錢一盒的《大豐收》牌子的煙。

那兩年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看了很多書，只要能找到的。比如《三家巷》、《苦鬥》、《暴風驟雨》、《紅旗譜》、《上海的早晨》、《安娜.卡列尼娜》、《簡愛》、《基督山伯爵》、《怎麼辦》等，我甚至把話劇劇本《蔡文姬》、《武則天》都找來看。用父親形容我的話就是是張有字兒的紙就要拿起來看看。

第二年春天，大弟弟和他的同學一起去黑龍江插隊了，後來從那裡參了軍。我和小弟弟則在秋天分別去了內蒙兵團不同的師。

這就是當年還是少年的我們和國家一起度過的不尋常的年代，好在我們走過來了。雖然值得回憶的事情很多很多，但希望那樣的日子不要回來了。

1983年我17歲。高二暑假，在別的學校都在為衝刺高考補課時，我們班作出了一個驚人決定，全班同學加老師，去鳳凰、張家界、桃花源旅遊。那時鳳凰還不為外人所知，沒有任何旅遊城市的痕跡。張家界也是剛被發現沒兩年。絕對的純天然。我們包了一輛大巴車，一路玩過去。十天時間，終身難忘。各位也許猜不到，這一趟旅行，我總共花費二十元人民幣。一年後，我們班高考成績創下了學校歷年來最好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