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雖然長在幽暗的深宮，在太監與婦人的圍繞下長大，但他的真實面目卻並不像他的外面那樣羸弱不堪，撥開歷史的煙霧，真實的溥儀不僅智商情商極高，極善施展權謀，而且他的忍耐力、生存的韌性、自新能力也非一般人可比。
袁世凱逼迫清廷退位時，溥儀還小，只是任由歷史擺佈的少不更事的傀儡，但自從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後，已經長大的溥儀其實很有野心，心中始終裝著復辟的幻想，為此，他沒少跟京城中的各路軍閥打交道，只是這些軍閥都非善類，最後這些交道都成了並不成功的互相利用。
秘密潛回東北，建立偽滿洲，是溥儀實現野心的重要跳板，那一時期，他對日本人的利用遠遠大於日本人對他的控制，但被俘之後，溥儀卻利用國際國內錯綜複雜的局勢以及自己極具智謀的辯才，一定程度上將自己洗白了，主動賣國當漢奸變成了被迫當偽滿洲國皇帝。
東京審判是溥儀面臨的一次生死大考，為了洗脫自己的關鍵罪責，讓日本人罪上加罪，溥儀破記錄地出庭八天時間，面對關東軍戰犯以及日方辯護律師的狡辯、挖坑，溥儀不僅氣場強大，而且滴水不漏，最後自己不僅成功上岸，而且讓關東軍戰犯絕望地低下了罪惡的頭顱。
但從東京審判的法庭上下來，溥儀疑懼的心理並沒有緩解多少，尤其是剛被關進撫順戰犯管理所時，他一度認為自己隨時都有可能被處決。
說回溥儀，撫順戰犯管理所便是新世界的一部分。一開始，因為恐懼，溥儀實質上還是老樣子，一味地狡辯，挖空心思地想脫罪，但當他感受到新世界對他確實是寬待的之後，他便慢慢地變成了一個嶄新的人。
從這個角度看，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努力改造自己，不僅是為了活下去，更多的，他是被感化了。
而像溥儀這樣的人一旦被徹底感化，被改造成一個嶄新的人，他的高智商高情商會讓他活得很舒展、很自由、很輕鬆。
1959年12月4日，溥儀被特赦，當他回到北京後，親眼目睹到的新世界又一次感化了他。
在回北京的火車上，溥儀看到了女教師為救自己的學生搭車去瀋陽，這讓他發出了“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的感慨。
到北京，溥儀見到了自己的親人，同輩人個個都有自己的光彩，年輕一輩個個都有自己的前途。
在北京，溥儀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門廣場那些偉大壯觀的建築;在北京，溥儀第一次進理髮店理了頭髮;在北京，溥儀第一次坐上了公交車，學會了給人讓座，只是第一次讓座他把座位讓給售票員，鬧出了一個溫暖的笑話——
再次走進紫禁城，見到原先的衰敗、陳舊被煥然一新取代，許多珍貴的文物被收購回來，溥儀感慨萬千。
1960年3月，溥儀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園，每天勞作半天，學習半天;1960年11月26日，溥儀拿到了那張寫著“愛新覺羅·溥儀”的選民證;1961年3月，溥儀正式進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員。
正是因為擁有這樣嶄新、樸素、自由、充滿Sunny的新世界，晚年的溥儀才會留下許多讓人覺得很舒服、很有水平的話語、生活片段——
1963年，溥儀、杜聿明、沈醉、宋希濂、王耀武等人去南方參觀學習，一行人先到南京，參觀了中山陵、明孝陵，之後去了太湖。
在太湖邊上，溥儀發現了一塊乾隆皇帝的“御碑”。
書法、文物鑑賞都有一定水平的溥儀，確認這是“祖碑”無疑後，顯得很有興趣。陪同遊覽負責講解的吳鍾琪先生見狀，便向溥儀講起了乾隆下江南的舊事，誰知道溥儀聽著聽著，竟淚眼漣漣，撫碑哭泣起來。
吳鍾琪問溥儀，是不是睹舊物想到了什麼傷心事?
這時候，溥儀破涕為笑，他擺擺手說，看到這塊乾隆御碑，我心情很激動。我的祖先以封建皇帝的身份巡遊江南，沒想到，我可以作為新中國的公民暢遊江南，多麼有意義啊!過去都說乾隆下江南是人間的壯舉，可他遊玩的時候，身邊跟著一大群護衛，一點自由都沒有，哪有我們今天玩的這樣痛快啊!我覺得作為一個自由的新中國公民，比做那個高高在上的皇帝好多了，也幸福得多。
睹舊物，說新話，而且說得很有水平，這不是溥儀在刻意地恭維迎合頌揚，沐浴在那樣一個Sunny普照的新世界，這是他的心裡話。
只是，那種心聲，今日許多人難以體會罷了。
清朝最後一位皇帝溥儀，在位時做了漢奸，成立了偽滿族國 但是後面經過改造特赦後 勤勤懇懇工作，認認真真做人，還是不錯的
溥儀雖然長在幽暗的深宮，在太監與婦人的圍繞下長大，但他的真實面目卻並不像他的外面那樣羸弱不堪，撥開歷史的煙霧，真實的溥儀不僅智商情商極高，極善施展權謀，而且他的忍耐力、生存的韌性、自新能力也非一般人可比。
袁世凱逼迫清廷退位時，溥儀還小，只是任由歷史擺佈的少不更事的傀儡，但自從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後，已經長大的溥儀其實很有野心，心中始終裝著復辟的幻想，為此，他沒少跟京城中的各路軍閥打交道，只是這些軍閥都非善類，最後這些交道都成了並不成功的互相利用。
秘密潛回東北，建立偽滿洲，是溥儀實現野心的重要跳板，那一時期，他對日本人的利用遠遠大於日本人對他的控制，但被俘之後，溥儀卻利用國際國內錯綜複雜的局勢以及自己極具智謀的辯才，一定程度上將自己洗白了，主動賣國當漢奸變成了被迫當偽滿洲國皇帝。
東京審判是溥儀面臨的一次生死大考，為了洗脫自己的關鍵罪責，讓日本人罪上加罪，溥儀破記錄地出庭八天時間，面對關東軍戰犯以及日方辯護律師的狡辯、挖坑，溥儀不僅氣場強大，而且滴水不漏，最後自己不僅成功上岸，而且讓關東軍戰犯絕望地低下了罪惡的頭顱。
但從東京審判的法庭上下來，溥儀疑懼的心理並沒有緩解多少，尤其是剛被關進撫順戰犯管理所時，他一度認為自己隨時都有可能被處決。
說回溥儀，撫順戰犯管理所便是新世界的一部分。一開始，因為恐懼，溥儀實質上還是老樣子，一味地狡辯，挖空心思地想脫罪，但當他感受到新世界對他確實是寬待的之後，他便慢慢地變成了一個嶄新的人。
從這個角度看，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努力改造自己，不僅是為了活下去，更多的，他是被感化了。
而像溥儀這樣的人一旦被徹底感化，被改造成一個嶄新的人，他的高智商高情商會讓他活得很舒展、很自由、很輕鬆。
1959年12月4日，溥儀被特赦，當他回到北京後，親眼目睹到的新世界又一次感化了他。
在回北京的火車上，溥儀看到了女教師為救自己的學生搭車去瀋陽，這讓他發出了“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的感慨。
到北京，溥儀見到了自己的親人，同輩人個個都有自己的光彩，年輕一輩個個都有自己的前途。
在北京，溥儀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門廣場那些偉大壯觀的建築;在北京，溥儀第一次進理髮店理了頭髮;在北京，溥儀第一次坐上了公交車，學會了給人讓座，只是第一次讓座他把座位讓給售票員，鬧出了一個溫暖的笑話——
再次走進紫禁城，見到原先的衰敗、陳舊被煥然一新取代，許多珍貴的文物被收購回來，溥儀感慨萬千。
1960年3月，溥儀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園，每天勞作半天，學習半天;1960年11月26日，溥儀拿到了那張寫著“愛新覺羅·溥儀”的選民證;1961年3月，溥儀正式進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員。
正是因為擁有這樣嶄新、樸素、自由、充滿Sunny的新世界，晚年的溥儀才會留下許多讓人覺得很舒服、很有水平的話語、生活片段——
1963年，溥儀、杜聿明、沈醉、宋希濂、王耀武等人去南方參觀學習，一行人先到南京，參觀了中山陵、明孝陵，之後去了太湖。
在太湖邊上，溥儀發現了一塊乾隆皇帝的“御碑”。
書法、文物鑑賞都有一定水平的溥儀，確認這是“祖碑”無疑後，顯得很有興趣。陪同遊覽負責講解的吳鍾琪先生見狀，便向溥儀講起了乾隆下江南的舊事，誰知道溥儀聽著聽著，竟淚眼漣漣，撫碑哭泣起來。
吳鍾琪問溥儀，是不是睹舊物想到了什麼傷心事?
這時候，溥儀破涕為笑，他擺擺手說，看到這塊乾隆御碑，我心情很激動。我的祖先以封建皇帝的身份巡遊江南，沒想到，我可以作為新中國的公民暢遊江南，多麼有意義啊!過去都說乾隆下江南是人間的壯舉，可他遊玩的時候，身邊跟著一大群護衛，一點自由都沒有，哪有我們今天玩的這樣痛快啊!我覺得作為一個自由的新中國公民，比做那個高高在上的皇帝好多了，也幸福得多。
睹舊物，說新話，而且說得很有水平，這不是溥儀在刻意地恭維迎合頌揚，沐浴在那樣一個Sunny普照的新世界，這是他的心裡話。
只是，那種心聲，今日許多人難以體會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