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面：仿效中原王朝的政治體制，建立行省制度。忽必烈在中央設中書省，作為全國的最高行政機構。地方設“行中書省”，簡稱“行省”或“省”。元政府透過向行中書省派遣官吏，徵收賦稅，有效地加強了對全國的控制。元政府還把臺灣、西藏置於中央的管轄之下，拓展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業。

　　經濟方面：忽必烈剛即位時就下達詔令說：“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並下令把許多牧場重新恢復為農田，禁止掠奪漢人為奴。同時中央設立專門管理農業生產的機構“司農司”，還規定以轄區內百姓人口、戶數的增加、開墾田畝的數目、賦稅是否公平作為衡量官吏政績好壞的標準。忽必烈還詔令司農司編成《農桑輯要》一書頒行全國，指導農業生產。忽必烈這一系列措施，使飽受戰亂破壞的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基本上得到了恢復，有的地方甚至有了發展，為中原文明的儲存和延續提供了可靠的物質基礎，也為蒙古社會制度的封建化注入了新的物質內容。

　　忽必烈改制的意義：忽必烈的改制順應了蒙古遊牧民族封建化程序加快的趨勢，在征服中原後接受了發展程度較高的中原漢族為主體的農業封建文明。由於忽必烈大行漢法，元朝的經濟實力大為加強，並進兵翦滅南宋殘餘勢力，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的又一次大一統，為多民族的融合創造了巨大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