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美國對日本從軍事管制順利過渡到"垂簾聽政"，麥克阿瑟功不可沒。

同盟國作為戰勝國，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對戰敗國懲罰的教訓，對德國和日本進行了有效的改造。

麥克阿瑟作為美國佔領日本的全權代表，直接參與了對日政策制訂：

首先，制訂和頒佈新的《日本憲法》，重構日本政治制度。明確天皇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實行內閣負責制，制訂選舉制度等，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其次，限制和分解日本財閥和商社。日本大財閥和商社一向是日本對外戰爭驅動者和獲益者。

再次，頒佈《農地改革法》，消除寄生地主，改革土地制度，對解決日本戰後糧食短缺起到積極作用。

再次，加大義務教育力度，提高國民對軍國主義危害的認識。

同時，美國對日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支援日本戰後重建。日本經濟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獲得高速發展。

美國從而成功的對日本軍事佔領，不僅成功的"垂簾聽政"，而且還做到令日本對美國軍事佔領神服。

一是戰後對日本的軍事佔領時期。美國對日本的政策目標是使日本不在成為潛在威脅和敵人。以“民主化”、“自由化”、“非軍事化”為中心的對日改造應運而生。從1945—1952年，戰後美國對日本採取了軍事佔領的政策，一開始就對日本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清算與整頓，透過審判法西斯分子、頒佈民主的日本憲法等等一系列的民主化舉措，進行“間接統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效果。美國進入日本，首著即建立了由美、英、蘇、中、法、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印度、荷蘭、菲律賓等十一個國家組成的“遠東委員會”（F. Eastern Commission）這個佔領機構，還在日本設立“對日理事會”作為總司令部的諮詢機構，由美國獨家支配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GHQ）”操作了日本的一切戰後重建事務。主要進行了根絕日本的戰爭能力與軍國主義和透過民主化使日本成為世界國家中的一員。美國在日本實行的不是直接掌權的直接式統治，而是採取日治日的“間接統治”。美國的佔領政策是在麥克阿瑟的領導下推行的，他志於將日本改造成符合西方價值的自由與民主的“亞洲瑞土”。1945年12月15日，佔領軍指令神道與國家的完全分離，禁止天皇的神格化。新憲法用法律形式，規定天皇不是神，沒有實際的權利，只是國家統一的象徵。12月31日，禁止使用有關歷史、地理與修身的教科書。新憲法“賦予國會最高權力，消除所有權利競爭的根源，或者使其明確的隸屬於國會”，規定眾議院選舉首相，內閣對國會負責，選舉產生的參議院取代貴族院。這些都對日本戰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戰後，日本軍國主義敗北，天皇權威落地，特別是“否定天皇是神”，對日本千百年來的專制權威作了衝擊與否定。就這樣美國透過一系列的政策，使美國軍事佔領使日本實際上成為一個準殖民國家。

但很快由於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化、美國國家利益的調整、冷戰在亞洲的擴充套件，軍事的佔領日本政策經歷了較大的逆轉與調整。以“凱南報告”的提出為界，美國對日本佔領政策明顯的表現為前期和後期之間的明顯的“逆轉”，它由美國前期積極的推行日本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方針轉變到後期對日本的包庇，扶植和復興。

二是對日本的扶持。特別隨著北韓戰爭的爆發，這種扶植又進一步強化。美國實行了從限制轉為扶植的政策。主要表現在：第一，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索賠，撤消了以拆遷日本軍事工業作為戰爭賠償的計劃。1947年1月和1948年3月，美國先後提出兩個新方案，對先前的“賠償方案”進行大幅度修改，將拆遷的工業裝置減到原方案的30％。到了1949年5月，乾脆宣佈取消了日本的一切賠償。第二，撤消了解散日本大企業的大部分指令。包括經濟民主化的改革，解散財閥，分割大企業等。第三，美國增加了對日本的經濟援助。一度高達日本進出口總額的五分之二。隨著美蘇對抗的加劇，美國對日“扶植”更加深遠。比如對日本戰犯實行了一定的包庇政策，沒有發動民眾徹底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罪行，使得日本國民對侵略戰爭的歷史缺乏徹底認識。美國結束佔領狀態，使日本獨立，推動日本成為“攔住-主義東進和南進的壁壘”。

在兩極格局形勢下，日本選擇了一條務實的“吉田路線”，即與美國結盟，向美國一邊倒，優先發展經濟。同時，由於日本全力配合美國的遠東戰略，相應地也就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支援，及早實現了重返國際社會的目標。

美國與日本的關係變化都是在國際、國內大的政治格局演變中進行的，這段歷史充分說明了這樣一句經典：沒有永恆的朋友、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