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世家大族就是那些世代高官計程車大夫家族.西漢末年,外戚王莽奪取政權,改國號為新.王莽即位後,為緩和階級矛盾,託古改制,但由於改制加重了人民負擔,再加上天災,各地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參加綠林起義軍的西漢皇族遠支劉秀最後依靠豪強地主的支援,擊敗了其他的起義軍,建立了東漢.豪強地主一般都是世代公卿的大族,他們擁有私人的莊園,還擁有人數較多的部曲.劉秀為了籠絡他們,大量任用他們,給予他們高管厚爵,並且和豪強地主結成兒女親家,豪強地主逐漸成為東漢政府的統治支柱,豪強地主可以視做世家大族的前身.東漢自和帝劉肇以後,繼位的皇帝一般都很年幼,於是透過與皇室聯姻的世家大族（外戚）逐漸掌握了實權.皇帝長大後,對外戚掌權不滿,就依靠身邊的宦官向外戚奪權,於是宦官專權.如此反覆,形成外戚和宦官專權的惡性迴圈.

　　世家大族在與宦官的政治鬥爭中,雖然數次失利,但其本身卻並未遭到毀滅性打擊,反而不斷髮展.東漢時期以察舉制選官,察舉制度後來逐漸為世家大族所壟斷,成為他們籠絡士人,結黨營私的工具.士人不再僅僅忠於皇帝,而且還忠於故主（老師或者提拔自己的人,一般都是世家大族）,逐漸形成雙重君主標準,這為東漢末年的軍閥割據奠定了文化和思想基礎.觀東漢末年割據自立的軍閥,大多都是世家大族出身.河北軍閥袁紹一門更是“四世三公,門多古吏的世家大族”.因此可以說東漢末年的軍閥割據和三國的鼎立是世家大族力量不斷膨脹的必然結果.

這個提問提得很好，不過有一些需要補充的地方，這樣會更清楚。因為士族政治體現了政治權力的來源，而漢末時期的軍閥統治的局面只是統治形式上的具體表現，所以二者並無演變關係，所謂“士族政治”也並非是從漢末開始形成的。而且與漢武帝時代以來確立的國家意識形態和官員選拔制度的結合相關，並由此塑造了一種新的社會風氣。

瞭解關於士族的形成之前，首先要了解什麼是“士族”，士族大體上可分為三類，即以政治勢力為主的大族、以術業為主的大族，以經濟為主的大族。可以透過司馬氏家族案例瞭解一下士族的形成。司馬氏以秦末漢初時期的趙將趙卬為先祖，而司馬懿的高祖司馬鈞平定羌亂有功得到朝廷的封賞，早期的司馬氏家族很明顯是軍功家族無疑。

西漢中後期，全國文化風氣開始由武入文，司馬氏家族如果想要在社會上謀求一定的社會影響，也必然受其影響。士族的形成必然離不開家族的成長，而家族的成長與兩漢時期鄉里社會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絡。同鄉之間透過姻親、交往等方式構築了一張緊密的社會網路。這一張張社會網路便成為“士族政治”形成的基礎。也就說早在漢末時士族政治就已然萌芽生長，即是沒有出現軍閥統治的局面，結果也會是如此的。

對於軍閥統治的出現，這是源於缺乏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王朝興衰更替有常，每當一箇中央政權喪失了對全國的控制力，各路諸侯和豪傑就會相繼揭竿而起，自立為王。軍閥統治之後出現士族政治也僅為一例，例如唐末之際和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同樣是軍閥割據但並沒有直接的聯絡，因此準確表達可以為漢晉之際如何從軍閥統治走向全國統一。

參考資料: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路》。

軍閥統治演變為士族政治這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核心原因就一個字----錢。

以下是最簡單的邏輯推演：天下大亂必然需要一股強有力的軍事力量來肅清叛亂，由此便催生出軍閥統治，但是軍閥統治面臨最大的難題就是後勤補給(或者說怎樣搞錢)，軍閥怎不能啥都靠搶吧？所以軍閥便需要一幫低成本又能高效率的徵稅系統，由此便催生了文官體系。文官體系發展壯大以後，便可以用經濟手段和制度手段約束起軍事力量，或者說靠制度和經濟約束軍閥統治，由此軍閥變成了文官體系的附庸，而想控制文官體系，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士族政治。因此，由軍閥統治演變為士族政治幾乎是必然的結果。

寫在最後：中華文明之所以可以延綿兩千多年，其中最重要的保障便是有一套高效穩定的文官體系。皇帝之所以存在，其最大的意義就是協調文官體系和各方勢力之間的矛盾。

東漢末年皇帝昏庸天災人禍不斷，餓殍遍野，飢腸轆轆的災民在張角的鼓動下爆發起義。漢政府無力鎮壓不得不放權各地軍閥，讓其自行募兵鎮壓，這就是天下大亂的源頭。

自此軍閥董卓，袁紹，曹操，袁術等走上了歷史的舞臺，之後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

曹操，袁紹，袁術本就是世族大家，由於董卓的殘暴進行募兵抵抗，成為一方軍閥。曹操死後曹丕稱帝結束了180年東漢政權，以血緣為紐帶的世族勢力一直都在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魏國政壇，其後司馬懿更是藉助其堅毅的性格，無比耐心的等待耗死曹丕，實際控制了魏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