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是。

首先，商人是沒有地位的，這導致了商人的財富很難得到國家機構的有效保護，只能靠自己。

其次，國家的戰爭、天災人禍都需要巨大的財富來渡過難關，這時候商人往往會成為被宰的小羔羊。

中國地大物博，大量的土地也決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一直都是以農業為基礎。

而對於人的劃分，我們又習慣分為：士農工商，讀書做官之人自然是在首位，而“商”，雖然有豐厚的家資，地位卻低人一等。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商人就被視作“賤業”，比如范蠡，替越王勾踐復國滅吳，而後功成名就後辭官經商，雖然現在很多商人視為祖師爺，但就是因為他商賈身份，歷史功績幾乎被正史所忽略。

再比如呂不韋，雖然富可敵國，卻仍然要透過投資秦質子嬴異人才能進入士族圈子。

秦漢時期，開始有明確規定，商人不得穿絲綢，縱使你富可敵國，只要你是商人，只能穿布衣。

到了唐朝，更是明確了“商人不可做官” 規定，還規定，如果商人不如實上報自己的財產，一經發現全部充公。

到了國家缺錢的時候，這些商人就成了待宰羔羊，各種理由被抄家，可以說，錢越多，死的風險就越大，比如明朝的沈萬三，就是個很典型的例子。

那麼大家不禁要問了，為什麼封建社會對商人如此深惡痛絕呢？

這是因為，商人透過各處奔走獲取大量財富，這本身就是一個不穩定因素，就算有錢朝廷也視其為流民，這是其一。

其二，商人各處奔走，沒有網際網路的時代廢朝難管理，收稅都找不到人，所以在封建政府眼裡，商人就是毫無價值的社會蛀蟲。

最後，在獲得大量的財富之後，商人們往往會大量的購買土地，這就造成了土地兼併，也就變相的增加了失地農民的數量，造成了社會不安定因素。

所以，封建社會的商人的地位才如此低下，而且越是有錢，就越是有性命之憂。

商人不是一個種類，商人也能分為好幾種的。有的只是賣賣米，賣賣綢子。但有的是經營鹽鐵，飯賣茶葉的，這些都是老百姓生活中必備的東西，老百姓離不開，所以政府看中了這一點，也會將其收為官營。商人也會賣鹽，但不會太多，而且有太多的限制。

所以商人越有錢未必會死的早，除非他碰了官府的利益。所以有的商人會依靠官府，比如胡雪巖，就是與左宗棠私交，包辦軍需物資致富。而有的人則是官，幹著商人的勾當，比如石崇和王元琛。

古代商人的地位並不高，在士農工商中，商人的地位排在第四位，反而讀書人的地位排在第一位，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即使只是一位窮秀才，商人即便再有錢，也是富而不貴，為了擺脫身份問題，商人往往在發家之後就要考慮身份上的問題，捐錢買官，或者給下一代延請高明老師，想盡總總辦法來擺脫低賤的身份。

古代商人越有錢死的風險也越大，這也是真的。錢是什麼？錢是一種巨大的能量，越有錢，越能調動的社會資源就越多，形成的建設力和破壞力都是巨大的。從一般人的角度來講，越有錢，其手中就會擁有好東西越多，眼紅的人也就會越多，明得不成，就會暗搶，正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石崇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為其愛妾綠珠，被孫秀誣陷為亂黨，遭夷三族。

從最上層統治者角度來看，越有錢的商人越易生二心，從這個角度看，明朝沈萬三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明史》記載沈幫朱元璋修築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又請求出資犒勞軍隊。朱元璋發怒說：“匹夫敢犒勞天子的軍隊，絕對的亂民，該殺。

再加上同行之間是冤家，同行的排擠冷箭，比上面的兩個更是嚴重，這樣的例子無例今古都是太多，就出名的就是紅頂商人胡雪巖和盛宣懷之間的爭鬥，最終以胡雪巖人頭落地為終。

另外，朝廷一旦資金缺口不大不小時，除了想到加稅於民外，最常見的莫過是安個罪名查抄商家，畢竟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商人造反，而只有農民造反。

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一個國王遠行前，交給之個僕人每人一錠銀子，吩咐他們，你們去做生意，等我回來時再來見我。國王回來時，第一個僕人說，主人，你交給我的一錠銀子，我己賺了10錠。於是國王獎勵了他10座城邑。第2個僕人報告說，主人，你給我的一錠銀子，我己賺了5錠。於是國王便獎勵了他5座城邑。第三個僕人報告說，主人，你給我的一錠銀子，我一直包在手巾裡在著，我怕丟失，一直沒有拿出來。於是國王命令將第三個僕人的那錠銀子賞給第一個作人，並且說，凡是少的，就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回來，凡是多的，還要給他，叫他多多益善。道理是，風驗和利益的大小是成正比。有風險才有誘惑，沒有風驗的社會，就沒有成果。現代社會需要的不僅是忠實，更渴求膽識！畏手畏腳，從不冒驗的人頂多維持不虧本的境地，而取得卓越成功的通常皆是有膽有識，敢冒風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