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是透過科舉制度選拔人才，從隋朝到清朝末年，持續1300多年。

第一，科舉即分科試舉，有帖經、墨義、明經科、明法科等。考題的形式類似於現在的填空、簡答、論述題等。也有書法、詩賦、政論文等。

第二，大體分文舉和武舉。武舉選“將”，文舉選“相”，有力地維護了封建社會的上千年統治。就說文舉吧！主要考經史或四書五經內容，不考自然科學與技術。

第三，科舉的好處是打破世襲制度或帝王將相特權，能夠從全社會競選國家棟梁之才，促進教育和社會學習之風，有利於社會進步。

第四，四書五經主要是儒家文化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義廉恥等傳統文化因此流傳至今。

第五，這種選拔官員的制度能持續上千年，中國社會總體安定、繁榮，充分說明在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的農業經濟社會是很適應的。但是，肯定不適應工業化生產力這種完全依靠近現代科技支撐的社會。

最後，在馬克思誕辰200週年之際，用馬克思經典的理論解釋，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清朝末年，科舉制度伴隨著清政府腐朽的政治制度的滅亡，正是對馬克思理論的有力證明。

古代用文章好壞來選官員，這麼說也沒錯，是真的，但仔細說來，其中還是有很多細節的。

因為在隋朝以前的魏晉，官員的選擇是依靠“九品中正”制，高等貴族和小貴族被國家分別列入不同的戶籍，即“士族”和“庶族”，高階官員只能在高等貴族子弟裡選擇，比如三國時期袁紹動不動就自誇自己家族是“四世三公”，即四代人裡面出現了三個丞相級別的官員，就是因為袁家在當時是頂級的貴族。所以隋唐實施科舉制，用文章好壞而非人的出身來選擇官員，在當時可以說是非常進步的。

唐朝早期和中期，貴族推薦而當高官的佔據了多數，且可以當高階官員；科舉出身的是少數，而且科舉出身的雖然可以當官，但只能當低階的、基層的官員。比如在武則天時期，大部分高階官員不是被太平公主舉薦的，就是被武三思、武承嗣舉薦的；在唐玄宗時期，相當一部分高階官員是出自李林甫、楊國忠，甚至高力士門下。一直到了唐朝晚期，科舉出身的官員才開始成為官員的主流。

宋朝開始，科舉是主流，到了明清時期，科舉出身才是“正途”，其他途徑都是“雜途”，正途出身的官員看不起雜途出身的，雜途出身的官員也很難得到升遷。科舉出身的官員沒有任何實踐經驗怎麼辦？古代想到的辦法就是培訓。比如明朝，首先在參加科舉前，學子們必須在縣學、府學、省學裡學習一些具體的政務；其次，科舉考試不僅僅靠八股，還要考各種公文寫作，當然這些公文寫作不是重點，重點是八股；最後，每三年中進士300-400人，其中最頂尖的50人左右進入翰林院，培訓學習三年（直至下一屆科舉），這期間他們要系統的學習國家的政策、法規和具體的政務；其餘的，留在京城的，被分配到各部門進行“觀政”，就是實習、學習；分配到地方的，則在省城進行“觀政”。等到觀政結束了，才會被委派以具體的差事。最後，古人相信，具體的政務可以使用師爺、循吏來處理，官員的作用不是處理具體事務的，而是來掌握大方向的，只要聖賢書讀好了、讀通了，懂得如何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如何管理屬下的辦事人員，就不會出現問題。

1840年鴉片戰爭後，華人在救亡圖存的背景下，終於認識到科舉選官是不靠譜的，但是因為守舊力量的強大和反對，直到1905年左右，慈禧太后才在張之洞等人的強烈要求下廢除了科舉制。只是廢除了科舉制之後，一直沒有一個好的選官制度，直到現在的公務員考試，對於公務員進入機制更加嚴格，然後用業務成績來作為提拔的依據，可能算是一個還行的機制吧。

古時有文如其人之說，說得是華麗一篇有見地的文章，大概人品也應該不錯。但這總有失靈的時候，蔡京秦檜之流都能寫的一手好文章，其書法也俊逸灑脫。但二者卻活脫脫的是一代奸相，人品也和其文章有非常大的反差。

但也不可以偏概全，所謂寫就好文章賣與帝王家。古往今來透過文章觀察一個人的德行好壞，還是可以行得通的。岳飛的《滿江紅》就是其高尚人品的真實寫照……

綜上，過去以文見長的科舉鄰選制機，還是相當可靠的。但對官員的選拔，也不單純依靠於此。同時還注重於其德行的考察，其中以孝道尤重。德才兼備者多要透過孝廉這一關，正是得益於此，歷代也多有人才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