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興，就是能夠在一個朝代出現大的波折以後，出現一個新的氣象，讓王朝重新走上盛世的過程。比較出名的是“光武中興”，劉秀重新建立漢政權後, 儘量避免戰爭. 以柔治國, 開創了東漢的歷史。

但就是這樣，東漢的社會矛盾始終尖銳，一直到東漢滅亡都沒有解決土地的矛盾，從而引發外戚與宦官爭權、黨錮、黃巾之亂等一系列問題，最終三國歸晉。

歷史有時候就這樣，看上去是機會，還要看人來把握。

1.從社會角度來說，一個王朝將要覆滅的時候（排除宋代外族入侵），大多體制已經極度腐朽，制度冗雜而且僵硬，導致行事受阻，人心思變，陷入內憂外患。上至廟堂，下至民間，往往積怨已久。當一個新王朝建立以後，新任統治者就會針對前朝時弊，進行改革。比如漢相較於秦無為而治，宋相對於唐消除藩鎮割據，明相對於元整頓吏治。這樣就能使社會從前朝弊病中走出來，得到迅速發展，外加王朝初期，社會比較清明，政局也會相對穩定。

但是一個王朝進入中期，經過近百年，法規和制度如果不與時俱進，就必然開始僵化，辦事效率下降，體制的漏洞被發現和利用，導致很多投機鑽營者的出現，侵害國家利益。更有甚者，出現利益集團，他們在既有的體制下可以肆無忌憚地謀取利益，自然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改革。

所以，以史為鑑，既得利益派，不論什麼時代，什麼制度，什麼社會體制下，都是國家的毒瘤。應當及時扼殺，嚴厲打擊！

2.從帝王的角度來說，經歷過推翻前朝的戰爭或者政變的君主，縱觀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史，除了五代十國的幾個活寶，沒有等閒之輩（李淵先不討論），他們要麼是草根出身（亭長劉邦，和尚朱元璋），深知百姓需要什麼，要麼是封疆大吏（唐國公李淵，大將趙匡胤），精於權術，瞭解體制問題所在。可以說都是雄才大略的有為之主，而且作為開國之君，其權威極高，他的意志可以堅決的貫徹執行下去。

而百年之後的君主從小長在深宮，能力相較於前幾代君主大多不如，而儲君之位更是高危行業，很多太子都謹小慎微，鮮有改革的魄力。另外，由於臣子權利集團的形成，權臣的出現，君主權威也大大減弱，相較於王朝初期，君王想要乾綱獨斷，難度更大。

所以，“中興之主”堪稱罕見物種，他必須要有高深的權謀能力，堅決的意志，精準的判斷能力。但這對養尊處優的皇子王爺來說，難度太大。

3.臣子角度。開國元老，大多屬於經世致用一派，知行合一。他們所學的知識往往多而雜，更加“接地氣”，而且歷經磨礪，知道事情應該怎麼處理。（比如蕭何，李善長）他們屬於能臣加賢臣，能有力的輔佐皇帝。

到了中期，開國哪些老油子基本死光了，臣子都是士大夫承襲（秦漢），察舉（秦漢），科舉（隋以後）出來的。承襲制完全靠不住，因為老子英雄兒子廢物的多了去了。察舉雖然有改進，但是還是隻能選一小部分人才，還保不齊推舉的長老官員吃了回扣。科舉看起來不錯，但是其實弊病很大，選出來的臣子，很多學問一流，辦事二流（最典型的就是朱允炆的三個二流軍師）。而且孔孟之道，讀懂了可以治天下，讀不懂就成了迂夫子（比如朱由檢想遷都，一幫老學究反對，最後的機會也沒了）。

另外，到了王朝中期的另一大問題就是，官員集團。也叫結黨。結黨首先會影響皇權，這樣即使有意欲進取之君，遇到守舊之臣，也無力迴天，甚至可能被這一集團打壓，廢黜（光緒同志節哀，當然外戚干政也是一大原因）。第二，結黨就必然引發黨爭。黨爭說白了就是內鬥。讀過歷史的應該都知道一點：

兩千年來，只要中華民族內部不自己折騰自己，中國就是不可戰勝的。

這樣的內鬥嚴重消耗國家實力，敗壞吏治，除非君主以雷霆手段大力打壓，否則就發展成亡國之勢。

但是，中期的臣子也不都是無能之輩。因此歷史上也有“中興之臣”的稱號，正所謂挽狂瀾之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例如清代曾國藩，明代張居正於謙，宋代岳飛韓世忠，唐代李光弼郭子儀等。

同樣，中興之臣也是稀有物種，首先是絕對的忠誠，其次是極強的能力（所以方孝孺就算了，他是讀書人的榜樣，卻不是臣子的榜樣，畢竟是把皇帝給坑了），第三是要有謀略（身位正派主角，打擊邪惡勢力，不知道多少大壞蛋想把你抽筋扒皮）。

所以，一個朝代的中興，不僅面對著複雜的鬥爭形式，會遇到不亞於創立王朝時的巨大阻力，而且還需要兩個珍稀物種同時出現，所以歷史上的中興，扳指頭都能數的過來，比如少康中興，光武中興昭宣中興，元和中興，弘治中興（同治中興我感覺太牽強）。

最後要說的是，中興固然罕見，開國也絕不簡單，如果說中興是“明君”和“賢臣”同時出現，開國則是“風雲際匯”。只不過特殊年代，其主君更是雄才大略，其臣下更是英武無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