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無論是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還是皇太極的去座釋王權，都是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其統治地位的一種手段，二者異曲同工，而又有著不同之處。最顯著的地方就是，趙匡胤去掉的是大臣兵權，而皇太極是整體削弱了兄弟們的權力和地位。杯酒釋兵權。公元960年，趙匡胤及其部屬在汴梁城東北二十里的陳橋驛發動兵變，黃袍加身，代周建宋，史稱“陳橋兵變”。總體來說，老趙還算比較地道和仁慈，他稱帝后對待後周的宗室採取懷柔和防範的政策，說白了就是給其世代榮華富貴，但不讓其參與政府工作。老趙的仁慈，不僅表現在這一點上，發生在稱帝第二年的杯酒釋兵權也說明老趙是個厚道人，公元961年，趙匡胤把石守信，高懷德等禁軍高階將領留下喝酒，席間，老趙把話直接挑明，說了自己的擔心和憂慮，歸勸哥幾個交出兵權，回家享受榮華富貴，免得弟兄們之間相互猜忌，傷了感情（當初，趙匡胤，石守信等十人是結義兄弟）。用現在的一句話說，就是一別兩寬，各自心安啊。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可謂是兵不血刃就加強了中央集權，避免了兔死狗烹的舊事發生，然而皇太極的“去座”可謂是處心積慮，步步為營，被去權者，或幽閉，或暴亡，或抑鬱不得志。皇太極繼位之初，後金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可謂是內憂外患。由於後金對周邊不斷的侵擾和掠奪，使它與周邊政權的衝突日益加深，受到明朝、蒙古、北韓的包圍。內部由於貴族分權勢力的矛盾，衝突日益嚴重。他雖然是名義上的大汗，但實際上是同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按月分值”政務。權力分散，事事掣肘，徒有“一汗虛名”。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推進封建化的改革，皇太極採取各個擊破的手段，打擊、削弱分權的三大貝勒，並逐步把他們排擠出統治最高層。

天聰四年，阿敏棄守灤州、永平（今河北盧龍）、遷安、遵化四城，皇太極大怒之餘，感覺千載難逢的機會終於來了，他召集諸貝勒共議其罪，加上阿敏當初想在北韓自立等罪名，大家議定阿敏死罪，皇太極改將阿敏終身監禁。天聰五年，大淩河之役時，莽古爾泰同皇太極討論戰況時，話趕話的發生了口角，兩人越吵越兇，莽古爾泰竟拔刀相向，皇太極怒火中燒，竟然提起當初莽古爾泰為了邀寵而手忍生母富察氏的往事，兩人就此撕破臉皮，結下樑子。不久莽古爾泰被降爵，取消共同面南而座的資格，一年後暴斃，被奪爵位。

天聰六年，代善見昔日共同輔政的三大貝勒，僅剩自己了，於是主動提出取消自己同皇太極平起平坐的特權，皇太極當然是就坡下驢，同意了代善的請求，代善，從此逐步遠離了大清的政治漩渦。至此。皇太極終於廢除了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共理政務的舊制，改成自己南面獨坐，取得了汗的獨尊地位。

不管怎樣，加強中央集權在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下，是利大於弊的，也符合封建統治者對權力的渴望和需求，到了雍正時期，軍機處的設立，標誌著封建中央集權達到了高峰。

古往今來，君臣之間的較量，一直是歷代王朝無法避免的直面問題。有的為此旁落，成為傀儡，有的為此興耀，而鑄就霸業。無論那一種結果，都演繹了出不一樣的人生百味。

前有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後有皇太極的“借位”奪權，無疑不例外，都是兵不血刃的成功典範。那麼這二者又是如何做到兵不血刃的呢？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下吧

大爭之勢下，權臣的架立，導致君權的旁落，上演了一幕幕改朝換立的鬧劇，為了避免此類事件的再度發生，靠黃袍加身的趙匡胤，做了一件為後世所稱讚的典例之範，那就是“杯酒釋兵權”。

作為杯酒釋兵權的演繹者，趙匡胤確實有著不俗的魄力，在兵不血刃的情況下，巧妙的利用了一場把酒言歡的切機，以寥寥數語，就輕鬆地化解了一場君臣之間的較量。

可以說，趙匡胤的手段，也為後世的帝王，樹立起了一道成功典範，以人道主義的方式，恩威並施，奪回了分散的權力，從而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地位。

作為清初政權的建立者皇太極，在繼位之初，也遇到過權力分散的問題，但相較於趙匡胤的方式，皇太極的手段就略顯特別了。為何呢？這還得從清初的政局說起。

清朝的建立離不開後金的奠定，所以在起初之時，保留了許多後金的舊制，如八王議政這一項，就是透過此來確立相關事宜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制約皇權的作用。

當時權力最大的就有三位，包括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在內的三位貝勒，正因如此，在清初的政局中，才會出現了四權並立的局面，這其中就包括皇太極的皇權，以及三大貝勒的王權。

而皇權的旁落，也讓皇太極深刻的意識到，自己時刻處於危難之中，為了規避此類事情的發生，皇太極採取席位之別的差異之分，把握好時機，巧妙的利用了輿論之力，摒除了其餘三位，最終鞏固了自己的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