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俠

漢語釋義：古代一種號稱好交遊、重信義、輕生死，能幫助人解救急難的人。

《遊俠列傳》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一篇文言文，收錄於《史記》中。

記述了漢代著名俠士朱家、劇孟和郭解的史實。

司馬遷實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型別的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俠”、“鄉曲之俠”、“閭巷之俠”，讚揚了他們“的高貴品德。

司馬遷在《史記》中並沒有明確給我遊俠的定義，個人總結有幾下幾點：

1）品行高潔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2）多數出生平民

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

3）特立獨行

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餘甚恨之。以餘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遊俠亦醜之。

非常高興回頭書友問題。

《遊俠列傳》裡主要就寫了三個人，朱家、劇孟和郭解。司馬遷對俠的定義和現在大大不同，雖然他也引述韓非子“俠以武犯禁”，但他強調的俠是見義勇為、人緣好，而不在乎是不是武藝高強。這三人的武功如何，一字不提，他們既沒參加武林大會或是上華山論劍，也沒有行走江湖、除暴安良。

遊俠的產生，在漢代已有悠久的歷史。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大變動，西周舊貴族下層的“士”沒落分化，一部分以“文”為主，成為諸子百家和儒生；一部分以“武”為主，成為遊俠和刺客。文武之士，他們憑著個人才幹穿行於 列國之中，奔走於權貴之門，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為自己爭得一席之地。

而散居民間的遊俠，以“義”結成幫派團夥，在政治動盪的社會中保衛鄉里，施德貧民，能做一些好事，但往往打鬥仇殺，幹犯法禁，禍害社會。

《遊戲列傳》是司馬遷精心寫作的篇章，郭解作為主要人物，寫得生動傳神，可歌可泣。但從篇後的論贊表明看，似乎平淡無奇，只是補充敘寫作者當年親見郭解時的粗淺感受。恰恰就在這平淡中透出了司馬遷飄逸的生花神筆。

司馬遷真實的追敘當年的思想感情作為讚語，真實為了說明那個時代年青一代對大俠的神往，從青年的迷惑感情中，襯出大俠們的平凡而出人意外的傳奇色彩。

另一方面，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也流露出對現實不滿的情緒。天寒三年十二月，司馬遷遭李陵之禍被株連受腐刑。在生於死的沉痛思考和嚴酷抉擇中，他悟出了人生的真正價值，提出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他從沉痛中奮起，堅強地活下來，在《遊俠列傳》中，他高度稱讚了不被主流思想所推崇的遊俠，他們“言必信，行必果”，為了助別人解脫困境，不惜犧牲自己，而側面批判了以公孫弘，張湯為代表的漢代儒學壓制個性，純粹淪為統治階級製造順民的工具。

在遊俠起源的理性探討上，司馬遷的主要傾向是繼承和發展了發家的理論。他不僅認為經濟地位決定遊俠風氣的盛行，而且還進一步朦朧地觸及了遊俠的盛行，而且還進一步朦朧地觸及了遊俠的階級性。就在遊俠之中，還可以分為季札、孟嘗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之類的卿相之俠、朱家、劇孟、郭解之類的布衣之俠，以及“設財役貧”，“侵凌孤弱”的“暴豪之徒”。與卿相之俠相比，朱家等人以布衣身份名聞天下，頃倒眾生，當然更加不易，更有過人之處。

與“暴豪之徒”相比，布衣之俠不是欺人而是助人，是救人之難而非乘人之危，二者有著本質的不同，世俗之人把他們視為“同類”是對布衣之俠的歪曲與誤解。

中國遊俠的發展過程，可以追溯 到詠俠詩，最初在民間社會流傳的關於遊俠的歌謠與民諺，它們是社會現實最直接、最尖銳、最迅速的反映，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鮮明的時代特徵的作品。

從《遊俠列傳》全文看，司馬遷對遊俠並不是盲目的讚揚和宣傳，而是辯證地分析了遊俠的方方面面。他既看到了遊俠身上難能可貴的高尚精神，又看到了遊俠風氣給社會秩序帶來的隱患。

司馬遷質疑封建統治階級所謂聖賢和所謂仁義道德。站在平民的角度和立場，肯定了遊俠犧牲自己，救人之急。同時也大膽歌頌遊俠，實際上是歌頌了平民反抗強暴的願望。

司馬遷謂“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己存亡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