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以天下為己任的時候，個人的榮辱又算得了什麼！苟利國家生死以， 豈因禍福避趨之！王安石這樣，張居正也這樣。林則徐，李鴻章亦然。

王安石變法是一次，失敗的變法，是一次他本人認為能成功，但卻註定失敗的變法！

是一次國家資本主義對民間的掠奪！國未富而民亦窮！

附帶的後果就是分裂了朝廷，使新舊兩黨互掐到死！相互拆臺！

王安石變法是徹頭徹尾的失敗！

他本人性情懷疑，蘇轍的辯奸論很好的說明了他的人品！

迂腐，虛偽，低能！

古代計程車大夫階層，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從小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教育，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

從某種程度上講，古往今來任何改革都是有巨大風險的，像前文說的，變法者，利害重新分割也。保守派勢力不可能輕饒了改革者，畢竟你要觸動的是人家的既得利益，是人家祖祖輩輩享有的權力，縱然這個權力是不正當的，但是也無法輕憾其鋒。

王安石有地方工作的經驗，認為他的經驗可以推廣到全國，這是他的自信心來源。重要的是他有一顆報國的心。但是他也低估了中央工作的阻力。因為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是既得利益者，才是新法推行的阻力。王安石變法時自己也確實作出了表率，食不重味，坐不暖席。甚至在也拒絕皇帝的禮遇，退休後不坐轎，騎毛驢。但人算不如天算，新法實行時又遇到了旱災。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也知難而退了。

北宋建立以來固有的社會矛盾不斷加劇，集權統治所造成的消極影響也開始顯露出來，醞釀了動搖北宋王朝統治的危機。到了北宋中期，針對封建政權所生的政經危機已經可以預見。

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突出表現是土地兼併的劇烈發展，北宋建立始，統治者就實行“不抑兼併”的政策，放任地主階級肆無忌憚地兼併土地，卻享有不交納賦稅的特權。

北宋政府將精兵強將充作禁軍，集中於東京及其附近地區，地方及邊境地區的軍隊較弱，使北宋與遼和西夏的戰爭中常常敗北。宋遼、宋夏議和後，北宋被迫繳納大量銀和絹，反過來加劇了財政困難。由此可見，當時北宋存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深重的外患和尖銳的階級矛盾，改弦更張，變法改革已經是勢在必行了。

王安石憂國憂民，明知道變法會觸動一大部分權貴的利益，但是他還是勇於變法。

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都有“清議”的傳統；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位卑未敢忘憂國” 、“文諫死，武戰死”， 都來自儒家文化。宋朝的文人政治特別發達，政壇多君子，他們基本都是自幼就飽讀聖賢之書，肩著相當清楚的價值判斷觀念，具有很強的原則性，心中存有仁愛。

自信的王安石具有家國情懷，才會敢做敢為。

一、政治抱負

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三月 ,王安石進士第四名, 去淮南做了節度判官, 任期滿後他沒有按規定去京都面試進入館職，就將他調到鄞縣去當知縣 ,他大興水利工程，擴張授辦學校；四年後，王安石被調到舒州做了通判，政績依然出色。

王安石是不喜歡當文字之官的，七辭館職。 嘉祐五年(1060)四月任命王安石為同修起居注 ,就是記錄皇帝的言行起居的， 七辭而不受。

“最後有旨,令閣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 ,安石不受 ,吏隨而拜之, 安石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 ,安石遣人追還之。”

他受自己進步的哲學思想支配，一心想要當個能幹實事的官，實現富國強民夢。

二、社會因素

到了宋朝中期，中央集權制使得土地愈來愈集中到少數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大地主為了擁有更多的土地，採用各種卑劣手段，尤其是遇到天災的時候，更是變本加利地讓擁有土地的農民變賣自己的土地和房產，將農民都淪為佃農；社會頑疾越來越突出，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

加上朝廷對外與西夏常年用兵，財政危機嚴重，長期的養兵制度，造成了“冗兵”，長期對少數民族的退讓賠款，造成了“冗費”。

社會積貧積弱，正面臨內憂外患，變法勢在必行。

三、皇帝支援

宋仁宗時期的北宋國力已漸弱，宋仁宗駕崩後宋英宗即位，但無奈有曹皇后垂簾聽政，因為憋屈和無奈，最後壯志未酬身先死。

到宋神宗即位時，大力支援王安石變法；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第二年拜相，主持變法。因為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被罷免。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在守舊勢力的反對下，神宗雖然搖擺於新舊兩黨之間，但他維持新政、堅持變革的決心不變，給了王安石足夠的動力和決心。

王安石雖然是一個很有家國情懷的人，但他不能協調上下左右，又太過自信，不在意反對意見，就連舉薦他的歐陽修也因為他的固執己見而離他而去；我認為，這些性格上的缺陷，也是變法充滿悲劇色彩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