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以法治國和後世的依法治國或法治有著本質的區別，這點必須首先強調，否則沒法討論了。秦朝的法，乃是帝王治民之具，不是後世的社會公共契約，他只為君主一人服務，不問社會公平公正。商鞅變法，推行以法治國，目的只有一個：把全社會置於君主絕對控制之下。為此他採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是利出一孔，即由國家全面控制社會財富。不聽話的、異見分子和會獨立思考的，就不讓他們參與社會財富分配，不給他們飯吃。從這個角度來講，秦朝是要消滅所有商人而不是僅僅打擊奸商。所謂奸商，都是妖魔化的結果，目的是給消滅商人階層提供藉口。因為商人不產生社會財富，反而會佔有超出社會平均值以上很多的社會財富。第二是一教，就是向全華人民灌輸特定的意識形態，給人民洗腦，目的是造就全民腦殘的局面，讓他們成為君主的精神奴隸，只會崇拜、跪拜，不會思考。第三是明法，即以法律控制全國民眾，動不動就殺雞駭猴，以酷法嚴刑震懾天下。第四是弱民。商鞅的政治理念中，民和國是絕對對立的，所謂“民強則國弱，國強則民弱”，所以統治者應當用盡一切手段削弱老百姓。具體做法就是“政做民之所惡”，把政策制定的出發點定為損害、控制老百姓利益，讓老百姓痛恨又不敢反對。

商鞅鬥奸商的方法很簡單：一是統一度量衡；二是設定市場監管理商人。商鞅以法治國，凡事都認真依法，有法必依，執法必嚴，自然就沒有了奸商。統一度量衡的工作是一項基礎工作，是商業貿易的基礎，市場監的人每天都會去查商人的計量工具，如果計量不準確，商人會受到重罰。客人如果懷疑商人賣的東西計量不準確，可以請市場監用標準儀器測量，如果商人確實缺斤少兩，那麼商人會受到重罰。

秦國的官吏不貪且勤快，所有的商業糾紛當天就依法解決，跟本沒有迴轉的餘地。商人想賄賂秦國官吏而發橫財的機會根本沒有，秦吏會把你的錢收了，但是交歸國庫，辦事還是依法辦事。商人如果想投機取巧，只要違法了，就會有很多人舉報你，很快就被法辦了。在一個整體唯法是從的社會，所有人都守法，所有人都有舉報的義務，事情處理起來又快又狠，根本沒有奸商生存的土壤！

自古以來都有“無商不奸”的說法。不奸沒錢轉沒利潤可圖。

在古代商人是很沒有地位的。

在秦朝國家推崇的是“重農抑商”，以農業為主，商業副所以商人的地位是很低賤的。即使是富可敵國，富得流油在生活方面也不能穿絲綢衣物的，更不能私自購買房產、土地。在政治方面不僅商人本身不能入朝為官，連其子女也是不行的。“重農抑商”的政策可以說貫通了整個封建社會。

在古人的眼裡，商人其實都為奸商。他們低買低賣，投機倒把，一些很正常的商業手段當時的人都會認為這是一種不勞而獲，偷封建主義“大米”行為。

在治理奸商的方面，商鞅做的絕對是前無古人後來來著，他拉動了整個社會來抵制商人，抑制商業。不允許商人穿上等人才能穿的絲綢，就是向社會，向廣大民眾宣佈，你商人再有錢也做不了上等人，再有錢也不能在世人年前衣衫光麗，你商人就是低賤的。

不允許商人入朝為官，不允許你接觸統治階級。讓你商人明白貴族的圈子你是進不來的，絕對不允許你作為統治階級的形象出現在世人年前。

最重要的就是法律面前商人也是弱勢群體，同罪不同治的現象很多，商人以及子女被髮配邊疆，流放的可能性都比一般人大。

商鞅對商人所有的打擊，就是其形象，你經商可以有錢可以，我不讓你穿好的，住好的，不讓你做官，不讓你成為世人崇拜熱衷的物件。防止世人崇商毀農，走前朝的老路子。

但是同樣是在秦朝商人呂不韋官職很高也是一個例外。呂不韋的出現以及成就在當時也大大的提高了商人的地位。

商鞅鬥奸商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就兩個方面。一，統一度量衡，全國上下統一標準，變法之前，秦國個個地區的度量衡都是不一樣的，為了增加秦國稅收，打擊不法奸商，商鞅製造了統一的度量用具，現在傳世的有商鞅量。統一度量衡不光只是為了打擊不法奸商，他還為貨物的流通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具體的改進這裡就不一一贅述了。基本上從根上根治了奸商偷奸耍滑的途徑。二，採用嚴刑酷法，使奸商有心而沒膽，商鞅的法令是嚴酷的，而且秦國官吏在變法後辦事效率非常高，基本上作奸犯科當天就會有具體的處理結果，對於奸商的處罰按照現在來講非常的不人道，商人只要敢偷奸耍滑，本人及其家人都會被沒入官府，為奴為婢，你想想為了一點蠅頭小利這代價也太大了。所以基本上也就沒人敢做奸商，估計連想都不敢想吧。

這個是假命題。秦非以法治國，而是以暴力治國。中國古代禮法不分，但基本上是禮主法從。原因是法為暴力，能不用即不可用！古羅馬以法為主，但必須要在公平公正公開之下實行。十二銅牌法在所有城市都刻石刻銅公示！而秦？法不透明，小罪重罪，政法不分，根本便不是法治，說這是法，根本便是偷換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