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話實說吧越是戰亂動亂民生艱難的年代，才越是妖孽頻出，群魔亂舞，要不怎會有“國之將亡，定有妖孽”。

日本的平安時代（794-1185年） 　　8世紀的最後10年裡，天皇將都城又一次遷移至京都。與往常一樣，皇城依舊按中國唐式宮殿建造規劃。

那時正值中國唐朝中期，經歷了五代、北宋，直到南宋末期，由源賴朝顛覆——建立鎌倉幕府，跨入了鎌倉時代。平安時代將近400年。被稱為平安盛世。

平安時期中央集權制持續了幾十年，統治階級極端腐化。階級內部上演著一出出骯髒的權利遊戲，底層人民被嚴重的剝削，對於生活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極度痛苦。貴族中也不乏政治失意的人，對於未來感到迷茫，於是，心靈扭曲痛苦的人只好將這一切的苦難強加於神靈鬼怪之上，認為是妖魔不是居住在山間水深之處，而是和他們一同生活在這京都之中。

貴族們風花雪月只顧享樂，導致民不聊生，所以平民死後能化身厲鬼向貴族報仇。主人貪新厭舊，把用慣的物品見到新的就丟掉一邊不用，導致物品產生怨氣，化身妖怪找原主人報復。貴族女子不甘心自己輕易被玩弄拋棄自殺之後化身鬼怪勾引他人等等，看似夢幻鬼魅，其實都是人們痛苦的一種宣洩。人鬼共存什麼的都是臆想。

浪漫夢幻什麼的都是那些日系漫畫動畫小說誤導你的，千萬不要相信。

怎麼可能……

“妖魔亂舞”固然是小說家之言，“浪漫夢幻”其實也一樣是小說家之言。在平安時代的多數時期裡，日本的社會狀況甚至根本談不上“平安”。下面以平安時代常見的“群盜海賊”問題為例：

所謂“東國群盜、西國海賊”，或簡稱“群盜海賊”，本質上大體是一回事兒。雖然其中有一部分的確是流離失所、走投無路的各類破產民眾，鋌而走險所組成的。但群盜海賊中的另一部分，卻是地方豪強反對“受領”（地方官中的實際主政者）的一種表現形式。

自九世紀中期開始，令制國【1】的行政責任，越來越集中於受領一人。受領因此以陪同其赴任的子弟、郎黨等從者為核心，輔以少量忠誠可用的兵士，編成自己所能掌握的小規模武裝力量，來幫助自己執行政務。

注1：“國”（令制國）大致相當於唐代的州（郡），通常是古代日本的最高一級地方行政區劃。

如此的壓力之下，地方豪強不僅需要按時按額（甚至超額）繳稅，還需要承擔向中央運送地方庸、調、封物等進納財物的義務。習慣於逃欠的稅賦，長途運輸進納財物的成本，以及萬一途中進納財物發生缺損時的賠償責任——絕大多數地方豪強都難以接受自己的經濟利益受到如此大的損失。於是，他們從兩方面著手，試圖同受領們進行對抗。

一方面，地方豪強借助向中央運送進納財物的機會，巴結中央貴族，向他們寄進田地和莊園，結成緊密的經濟關係，並要求成為他們的家臣、從者。從而藉助中央貴族的政治勢力，達到對抗受領、免除稅賦的目的。

另一方面，他們開始有意識地組織私人武裝。平時作為自己的保鏢；同時也能用來掠奪他人的進納財物，彌補自己的經濟損失；必要時甚至可以用來襲擊受領，以期“一舉解決”。這種趨勢在東、西日本不同的地理條件之下，便產生了東國多有騎馬的“群盜”，西國多有乘舟的“海賊”，這樣不同的形式。

這些群盜、海賊，相較受領手中的武裝力量，他們不僅人數更多，且善於利用具有高機動性的舟、馬，使用“夜間突然襲擊，一擊即退”等游擊戰術來進行作戰。同時，由於地方官司衙門的許可權集中於受領，導致被剝奪權力的其他地方官員在嚴重不滿之下，往往與地方豪強合作【2】，對受領進行掣肘、抵抗，甚至直接武力對抗。

注2：當然，許多地方官本身就是當地豪強。

比如元慶七年（883年）時，群盜百餘人在夜間包圍了筑後國受領居住的館舍，射殺筑後守都御酉，掠奪館舍內的財物後逃散。事後查明，該事件的主謀乃是筑後掾藤原近成，參與者包括筑後國內的一些地方豪強以及筑後少目建部貞道，親自指揮並參與襲擊的則是地方豪強之一的前筑後掾藤原武岡【3】。

注3：“守、介、掾、目”乃是一“國”的四等官。

而此類事件，在平安時代可謂數不勝數。光是十世紀的最初十幾年裡，就可以舉出以下種種例子——延喜二年（902年）九月，駿河國富士郡的官舍被群盜付之一炬；延喜四年（904年）三月，安藝國守伴忠行在平安京遭群盜射殺；延喜五年（905年）十月，飛驒國守藤原辰忠與妻子一起被“兇黨”殺害；延喜十五年（915年），上野國地方豪強上毛野基宗、上毛野貞並與上野大掾藤原連江一同掀起反受領鬥爭，成功殺死了上野介（受領）藤原厚載，日後平定了平將門之亂的鄰國下野在廳官人藤原秀鄉也牽連其中；延喜十九年（919年），前武藏權介源仕掠奪財物、焚燒官舍，最終更襲擊國府，直接攻擊武藏國守高向利春，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