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應該也有催婚，只不過不是父母催，而是政府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催。對於到了法定結婚年齡還未結婚的青年男女，政府有的是找媒婆直接給你找物件，有的是對其父母進行刑事處罰，有的則是當事人收取數倍的人頭稅。總之，朝代不同，出臺的政策也各不相同。

隨著春節的結束，廣大未婚適齡青年們，總算從七大姑八大姨“催婚”的“腥風血雨”中倖存歸來。大齡未婚，似乎已成為人生不完滿、政治不正確的標籤，然而回顧歷史，古人們似乎生活在更加水深火熱的“催婚”狂潮中。

“催婚”之禮

泱泱大國，禮儀之邦，“催婚”之禮，自古有之。《禮記內則》雲：“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年而及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穀梁傳文公十二年》有：“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周禮地官媒氏》更明言：“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官方欲對古之男女的婚姻年齡進行更密切的監管，甚至唯恐大齡未婚青年不得著落，強制性舉辦“相親大會”：“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總之，經傳關於古人適婚年齡的記載基本一致，皆認為男子三十、女子二十，是一個應當邁入婚姻牢穴的年紀了。

對此，諸家解讀眾說紛紜。鄭玄認為此為男女結婚之最低年齡，必待男三十、女二十之後方能成婚；王肅主張此為最高年齡，最遲不得過此；杜佑則認為這指的是庶民之禮：貴賤有異，婚齡的禮儀規定也應尊卑有序，貴者年在十五六，賤者年在二三十。然而，無論哪一種說法都難與現實相符，故有人懷疑古禮不過具文而已，王充在《論衡》中說：“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證古之說固然失之武斷，然也可想見，男女婚姻的實際情況與禮儀全然吻合的可能性實在是很小。

（女子及笄，表示已發育成熟）

“催婚”之法

禮儀對於婚齡的要求，或者出於男女雙方生理的成熟、心智的健全種種考慮，建議人們在合適的年齡進入婚姻的狀態，以保證婚姻的質量。然而統治者們很敏銳地意識到了社會平均成婚年齡對於國力的影響。人口數被視為衡量國力最重要的標準之一，而成婚越早，越能充分利用男女具有生育能力的歲月，越有利於實現人口的自然增長。

為了儘快復仇吳國，勾踐不僅臥薪嚐膽，而且頒佈法令規定婚姻年齡，令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漢初百廢待興，急需蕃育人口，女子若未能趕在三十歲之前擺脫單身生活，便會遭到法令懲處。此法甚有成效，據學者統計，漢代早婚現象普遍，男子多在14-16歲之間，女子則在13-16歲之間。西晉武帝則頒佈制令：若女子年至十七，父母還不嫁之，便使當地長吏為之許配婚姻。到了唐代，敦促適齡男女儘快成婚，減少轄區未婚大齡青年數量，增加戶口數，也成為地方官員考課的重要指標。

歷朝歷代，以詔令定婚齡幾成定製，只是根據國家需求，法定結婚年齡有所調整，然而如上所見，往往與儒家經典中關於婚齡的記載有很大差異，古代中國也成為典型的“早婚”國家。

男女之別

古代婚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門當戶對，同類相求，減少了自由戀愛和擇偶中的偶然性，然而實際操作中仍有相當的困難。在這之中，女性承受的壓力明顯大於男性。一則，如上所見，法令對婚齡的要求主要側重於女性，在一些朝代，女子未在法定年齡之前及時出嫁，不僅面臨著罰款，甚至父母家人也會被連坐。二則禮法中規定的女性適婚年齡往往或多或少地低於男性，這也意味著女性更早地開始面臨著“催婚”的危機。

一來女子生理生熟的年齡要略早於男性；二來婦稚於夫被視為通常之道；三則男子成婚之前常有姬妾，不少人未婚便已有子；四則男子奔競於仕途，功成名就之後有更大的機會謀娶高門大戶的女子，因而不願早婚，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者也。科舉制創始之後，唐人崇尚金榜題名者，家有明珠的顯宦人家莫不視之為乘龍快婿，故而放榜之日，圍觀者中大概一半是翹首以盼的舉子，一半是眼尖手快、“榜下捉婿”的老岳父們。這正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榜下當有金龜婿。

此外，所謂“家貧人不聘，一身無所歸”，女子們在議婚之時也面臨著強大的經濟壓力。然而，正如白居易詩中所言：“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其姑”，早嫁的婦人老珠黃之後難免為丈夫輕視，晚嫁的女子則面臨著守寡與侍奉婆婆的未來。

古人催婚的話，一般是以傳宗接代來催他們結婚的，一般男子到了一定年紀，父母就會給他介紹親事，因為古人結婚都比較早

女子到了一定年紀，父母也會要求他們出閣，反正就是一句話，男大當婚女大當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