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粟在世界上的傳播問題，學界的觀點還是基本一致的，即世界上的栽培粟是由有中國外傳的。正如瑞士植物學德堪多所言，粟起源於中國華北，在史前時期由亞歐大陸的大草原，經阿拉伯、小亞細亞傳入東歐、中歐等地區。瓦維洛夫也持同樣的觀點，認為粟的多樣性中心在東亞，並推斷中亞直至歐洲的粟都是從東亞西傳過去。國內學者石興邦也研究了這一問題，並指出在粟作西傳到西亞以後，又分兩個渠道傳播：一條渠道是沿地中海北岸，從希臘到南斯拉夫的達爾馬提亞、義大利、法國南部的普羅汪斯、西班牙一線，以印紋陶文化為代表。第二條路線是沿多瑙河流域，從東南歐，穿過中歐，直到荷蘭、比利時等低地國家地區，以線紋陶文化為代表。

除了透過中亞草原傳到西亞這一條路線外，石興邦還指出了另外一條粟作西傳的路線，即透過橫斷河谷由西北向西南，經過南亞山麓走廊，到達南亞、印度及西亞各地。石氏之考證無疑使粟的西傳路徑更加清晰明朗，也為粟的外傳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至於粟的東傳北韓半島和日本問題，遊修齡先生認為存在的證據較多，包括古代文獻的記載和考古資料證明，具體的路徑是經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傳至上述地區。相對於粟的外傳研究，國內有關粟的傳播考察更加細緻。

早前有遊修齡研究認為，粟的分佈以黃河上游的甘肅、陝西、河南三省年代較早，而黃河下游的山東和遼東半島的年代稍遲於中游地區(磁山在外)，可視為中游地區向東擴散的第一個層次。從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向北韓、日本傳播可視為第二個層次；新疆、西藏、雲南、臺灣也可視為從中心地區向外傳播的第二個層次。

但從目前粟的考古遺存分佈來看，以黃河上游為傳播中心的說法似乎站不住腳。衛斯根據粟的出上情況畫出了“中國粟在史前時期粟作文化國內傳播的路線圖”，中原和關中地區是兩個粟作文化的中心區，粟的分佈地點東西連成一個長長的帶狀，從兩個中心分別向外傳播：新疆的粟作由關中傳入，再轉向傳至西藏、雲南；東北的粟來自中原，臺灣的粟作也可能由中原匯入。

之後又有石興邦先生的研究，總結認為粟在國內的傳播路線是：以黃河中游地區為中心，從西北傳到新疆，東北傳到吉、遼地區；南到長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和東南沿海及臺灣等島嶼。雖然以上幾種觀點稍有差異，但中心思想還是將基本一致的，即粟的傳播以黃河中上游為中心，向西傳到新疆地區，向東北傳到吉、遼地區，向西南傳到西藏、雲南地區，向東南傳到東南沿海和臺灣地區。根據目前中國出土粟的遺存來看，在空間上黃河中游地區佔了絕大部分，而在時代上該地區可早到新石器時代中期，其餘地區基本都屬新石器時代晚期。

如果按照這兩點證據，以上粟的傳播路徑當是正確的，而且也是一個比較不錯的設想，但“由黃河中上游向西藏、雲南和臺灣島的傳播路線中間還缺少一些搭橋的地點，南傳的問題還只是在推想階段”，恐怕還難以最後定論。由上可知，粟的傳播研究己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顯薄弱和不夠深入。除在東傳北韓和日本外，粟在西傳問題上尚需要深入挖掘。東南亞各國受中國東南近海種植粟的影響，也可能是中國粟外傳的結果，但在證據和研究上也還顯得不足，國內粟的傳播路徑也不能完全定論。而且粟的傳播還涉及另外一個問題，即如上所言粟作農業起源的中心式或分散式。

從目前國內粟傳播的研究現狀來看，基本上還是以中心式為出發點的，即認為粟是以某個中心向外擴散傳播的，但這種單中心及其傳播還缺乏考古發掘上的證明。而如果按照分散式起源的理論，粟的傳播問題則顯得更為複雜，例如而分散式起源的時間有先後，那麼後起的不一定就是從早期的傳播而來，而分散式的起源也不排斥相互間的傳播與影響。所以關於粟的國內傳播問題，仍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間，現在還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以後應增加對其傳播機制的探討，或許會有助於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

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小米。古時候稱其為稷，並且以稷為百穀之長，被帝王奉祀為穀神。原產於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的主要糧食作物。中國最早的酒也是由其釀造而成的。

粟於七、八千年前起源於中國，但具體的起源地目前還有爭議，最早的出土粟粒為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如西安半坡村、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崗等。後來傳播到日本、歐洲、阿拉伯等地。

關於粟的傳播路線，學界的觀點基本一致，一般認為是由黃河中上游為中心，西到新疆地區、東北到吉林和遼寧、西南到西藏地區和雲南、東南到沿海地區及臺灣。雖然在古代世界文獻中關於粟的記載不多，但是世界上粟的栽培技術都是由中國外傳的這一點還是比較清晰的。而關於粟的傳播路線，瑞士植物學專家德堪多認為：粟是由中國經阿拉伯、小亞細亞、奧地利而西傳到歐洲的。

在2015年，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舉行了考古研究成果獲獎專案的集中專案彙報，指出在過去的10年裡，經過中國、英國和美國的學者透過合作研究，證明了粟在史前時期便已到達歐洲和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