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期的“國語”其實是滿語，大清帝國與歐洲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條約就是《尼布楚條約》，《尼布楚條約》條約的正式文字是用拉丁文、滿文、俄文書寫的，並不是用漢字書寫的。根據留存下來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我們可以知道，在清朝的前期和中期，有大部分的奏摺是用滿文書寫的，這一時期的奏摺，一般分為單獨漢文奏摺、單獨滿文奏摺與漢文滿文同時書寫的奏摺，順治朝的奏摺以單獨滿文居多，康熙、雍正以後的奏摺，以漢文滿文同時書寫的奏摺居多，說明滿文在乾隆朝以前的使用頻率還是相當高的。
漢族士大夫在清朝中期以前，若想得到皇帝的重用，也必須學習滿語，如雍正皇帝曾規定八旗漢軍“如不能以清語（滿語）奏對履歷者，凡遇升轉俱扣名不用”，年羹堯給雍正皇帝寫的奏摺有一部分是用滿文書寫的，從年羹堯留下來的滿文奏摺中，我們可以看出年羹堯的滿文水平相當的高。
但是到了乾隆年間的時候，盛京將軍琳寧在給乾隆皇帝寫奏摺的時候竟然不會用滿文，全用漢文。琳寧的全名是愛新覺羅·琳寧，琳寧姓愛新覺羅，與清朝皇室同姓，且來自清朝的龍興之地——盛京，但他卻不會說滿語，因而受到乾隆皇帝的嚴厲批評。乾隆皇帝雖一再強調“國語騎射”，但卻無法挽回滿語的頹勢。
作為大清帝國“國語”的滿語，為什麼到了乾隆中後期迅速走向衰微呢？這就不得不從漢字的特點和中國古代的識字率說起。
秦始皇實行了“書同文”，但卻沒有實行“語同音”。漢字是表意文字，漢語內部有各種各樣的方言，但並不影響大家學習漢字，東亞各國，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語言，日本人說日語、越南人說越南語、北韓人說北韓語，但在中國古代，漢字卻是東亞各國的通用文字，這就是說漢字可以被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們作為一種通用文字而使用。
清朝定滿語為“國語”，實際上是以滿文為“國語”，滿文在清朝中期以前，只是在上層人士之中使用，並沒有推向全國，惟一推向全國的可能就是康熙通寶、乾隆通寶這些銅錢上的滿文，這也是當時的老百姓最經常接觸到的滿文，由於這些銅錢上的文字是滿漢文字同時書寫的，因此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在根本就不需要懂滿文。
中國古代並沒有現代社會如此發達的學校教育體系，老百姓中的大多數人不僅不認識滿文，甚至也不認識漢字。所以中國古代識字率低的現象，嚴重限制了滿文在全國的推廣。當時的朝廷也沒有人力、物力和財力去普及義務教育，讀書識字是少數人的專利，清朝統治者連推廣漢字教育的能力都沒有，何談推廣滿文教育呢？
漢字是表意文字，不需要統一語音，在中國近代社會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華人的口語一直以來都是“南腔北調”，漢語的“官話”尚且無法推廣，想想看，滿語的口語如何在全國推廣開來？
廣東、福建等地的官員上朝時，清朝皇帝常常聽不懂他們的方言，有感於此，乾隆皇帝曾經在廣東省和福建省推廣漢語的官話，設定了正音書院，讓讀書人學習北京官話，但是收效甚微，在廣東、福建推廣北京官話難度如此之大，滿語又如何在全國普及開來呢？
另外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清朝統治者無法放棄使用漢字，漢字在古代的東亞是通用文字，漢字是文明的象徵，承載著先進的文化、先進的科學技術，放棄使用漢字，等同於失去接觸先進文明的機會，日本人、越南人、北韓人尚且不敢輕易放棄漢字，何況清朝皇帝呢？
清朝皇帝一方面定滿語為“國語”，但卻又不得不學習漢字，實際上造成了清朝中期以前，在上流社會出現過“雙語現象”，滿洲貴族需要學習漢字，漢族士大夫若想得到皇帝的重用，又需通曉滿文，這種“雙語現象”使得滿語獲得了發展的空間，但卻絲毫沒有動搖漢語的地位。
科舉制度考的是儒家經典，儒家經典都是漢字書寫的，全國的讀書人讀書認字必須學習漢字，漢語的地位更加無法動搖。
清朝定滿語為“國語”，只是比較重要的官方文書中使用滿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會經常接觸到滿語，一種語言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不被廣泛使用，顯然是無法推廣開來的。這就是為什麼到了後來，連盛京將軍愛新覺羅·琳寧都不會說滿語了，以致於乾隆皇帝不得不在八旗中實行“國語騎射”的政策。
清朝時期的“國語”其實是滿語，大清帝國與歐洲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條約就是《尼布楚條約》，《尼布楚條約》條約的正式文字是用拉丁文、滿文、俄文書寫的，並不是用漢字書寫的。根據留存下來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我們可以知道，在清朝的前期和中期，有大部分的奏摺是用滿文書寫的，這一時期的奏摺，一般分為單獨漢文奏摺、單獨滿文奏摺與漢文滿文同時書寫的奏摺，順治朝的奏摺以單獨滿文居多，康熙、雍正以後的奏摺，以漢文滿文同時書寫的奏摺居多，說明滿文在乾隆朝以前的使用頻率還是相當高的。
漢族士大夫在清朝中期以前，若想得到皇帝的重用，也必須學習滿語，如雍正皇帝曾規定八旗漢軍“如不能以清語（滿語）奏對履歷者，凡遇升轉俱扣名不用”，年羹堯給雍正皇帝寫的奏摺有一部分是用滿文書寫的，從年羹堯留下來的滿文奏摺中，我們可以看出年羹堯的滿文水平相當的高。
但是到了乾隆年間的時候，盛京將軍琳寧在給乾隆皇帝寫奏摺的時候竟然不會用滿文，全用漢文。琳寧的全名是愛新覺羅·琳寧，琳寧姓愛新覺羅，與清朝皇室同姓，且來自清朝的龍興之地——盛京，但他卻不會說滿語，因而受到乾隆皇帝的嚴厲批評。乾隆皇帝雖一再強調“國語騎射”，但卻無法挽回滿語的頹勢。
作為大清帝國“國語”的滿語，為什麼到了乾隆中後期迅速走向衰微呢？這就不得不從漢字的特點和中國古代的識字率說起。
秦始皇實行了“書同文”，但卻沒有實行“語同音”。漢字是表意文字，漢語內部有各種各樣的方言，但並不影響大家學習漢字，東亞各國，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語言，日本人說日語、越南人說越南語、北韓人說北韓語，但在中國古代，漢字卻是東亞各國的通用文字，這就是說漢字可以被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們作為一種通用文字而使用。
清朝定滿語為“國語”，實際上是以滿文為“國語”，滿文在清朝中期以前，只是在上層人士之中使用，並沒有推向全國，惟一推向全國的可能就是康熙通寶、乾隆通寶這些銅錢上的滿文，這也是當時的老百姓最經常接觸到的滿文，由於這些銅錢上的文字是滿漢文字同時書寫的，因此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在根本就不需要懂滿文。
中國古代並沒有現代社會如此發達的學校教育體系，老百姓中的大多數人不僅不認識滿文，甚至也不認識漢字。所以中國古代識字率低的現象，嚴重限制了滿文在全國的推廣。當時的朝廷也沒有人力、物力和財力去普及義務教育，讀書識字是少數人的專利，清朝統治者連推廣漢字教育的能力都沒有，何談推廣滿文教育呢？
漢字是表意文字，不需要統一語音，在中國近代社會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華人的口語一直以來都是“南腔北調”，漢語的“官話”尚且無法推廣，想想看，滿語的口語如何在全國推廣開來？
廣東、福建等地的官員上朝時，清朝皇帝常常聽不懂他們的方言，有感於此，乾隆皇帝曾經在廣東省和福建省推廣漢語的官話，設定了正音書院，讓讀書人學習北京官話，但是收效甚微，在廣東、福建推廣北京官話難度如此之大，滿語又如何在全國普及開來呢？
另外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清朝統治者無法放棄使用漢字，漢字在古代的東亞是通用文字，漢字是文明的象徵，承載著先進的文化、先進的科學技術，放棄使用漢字，等同於失去接觸先進文明的機會，日本人、越南人、北韓人尚且不敢輕易放棄漢字，何況清朝皇帝呢？
清朝皇帝一方面定滿語為“國語”，但卻又不得不學習漢字，實際上造成了清朝中期以前，在上流社會出現過“雙語現象”，滿洲貴族需要學習漢字，漢族士大夫若想得到皇帝的重用，又需通曉滿文，這種“雙語現象”使得滿語獲得了發展的空間，但卻絲毫沒有動搖漢語的地位。
科舉制度考的是儒家經典，儒家經典都是漢字書寫的，全國的讀書人讀書認字必須學習漢字，漢語的地位更加無法動搖。
清朝定滿語為“國語”，只是比較重要的官方文書中使用滿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會經常接觸到滿語，一種語言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不被廣泛使用，顯然是無法推廣開來的。這就是為什麼到了後來，連盛京將軍愛新覺羅·琳寧都不會說滿語了，以致於乾隆皇帝不得不在八旗中實行“國語騎射”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