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主要寫西門慶的罪惡生活歷史和他的汙穢家庭情況。西門慶原本只是一家小藥鋪的東家。但由於他的惡霸行徑，結納黨羽，勾結官吏，一躍而成為財富勢強的土豪劣紳，過著極度荒淫縱慾的生活。

《金瓶梅》大約產生在明隆慶至萬曆年間（1568——1602）。這一時期，正是明朝末期。社會各種矛盾急劇惡化，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作品所反映的正是這一社會歷史時期，社會各階層人物生活的真實情況，因而具有強烈的現實氣息。

作者透過西門慶這樣一個典型人物，在社會上的活動脈絡，描寫了上至擅權專政的太師，下至市井間招搖撞騙，蠻橫欺詐的地痞流氓等形形色色人物的狀況。透過這些人物的罪惡活動和卑劣行徑，細緻而形象地勾勒出了一幅封建社會最黑暗骯髒的生活情景。

作品大膽地揭露了建築在金錢和勢力基礎上的人與人之間的血淋淋的關係。把放縱情慾，追逐淫樂，在道德品質上極端敗壞墮落的現象赤裸裸的描繪出來。他一方面從生活細節上記錄了人物的真實生活狀況。另一方面，他從人物的利害關係上，記錄了各個階層人物的精神狀態。這對於讀者認識那個社會，極具認識價值和啟發作用。

《金瓶梅》在人物形象的刻畫上，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它塑造了西門慶、潘金蓮、陳經濟等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同時，也描繪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眾多人物——市井無賴、潑皮混混、道士、尼姑、媒婆、門官、太監等城市貧民形象。這在小說創作上，無疑是做出了重要貢獻的。

《金瓶梅》是中國明代長篇世情小說。成書約在隆慶至萬曆年間。作者署名蘭陵笑笑生 。近三百年來，道學家認為此書的作者是王世貞。書中借宋朝之人，寫明朝之事，所以整個歷史背景當以明朝為準。

1. 市井文化的繁榮

嘉靖中葉之後，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舊交替的時期。農村的手工業發展，由此產生了產品商品化的傾向，在這一基礎上，城市手工作坊興起了。

這些商品包括繅絲，紡織，採礦等，雖然這些生產領域和經濟組織形式還是萌芽狀態，但這一時期的商業發展已經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商人們憑藉各種合法的非法的手段，積累了大量資財。

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商業的繁榮增加了城市的比重，市民階層的興起使社會風貌發生了重大改觀。《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正是一個商業暴發戶的形象。他的惡劣品質，對異性和金錢的強烈佔有慾，使得他依靠金錢的力量，擠進官宦士紳的行列，同時去追求官能享受。

中晚明時期，奢華縱慾之風不能不說是與此有關。

2. 社會風氣的轉變

進入嘉靖之後，貪汙受賄成風，政治的腐朽必然帶來生活上的糜爛。從皇上如明神宗，他就是一個生活極其荒淫的人。據說嘉靖時權臣嚴嵩吐痰都要用美人盂。明末世風傾向於色慾的放縱，新思想在夾縫中步履維艱。由此，揭露社會現實的小說悄然問世。

3. 思想解放的影響

晚明時期，商品經濟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市民階層的崛起使價值觀發生改變，由此引發了道德，審美髮生了背離傳統的變化。新舊觀念的激烈碰撞下，主張“獨抒性靈，不拘舊格”的理論盛行。

社會上層奢靡之風盛行，貪汙腐敗蔚然成風，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流行。思想上，道德的結構，誠信的喪失導致道德淪喪，權力難以有效制約。比如書中所寫的官商勾結，如蔡京父子和西門慶。

西門慶原是個破落財主、生藥鋪老闆。但他善於取巧鑽營，巴結權貴，在縣裡包攬訟事，交通官吏，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

正因為有官商背景，西門慶不擇手段地聚斂財富，荒淫好色，無惡不作。如他搶奪寡婦財產，誘騙結義兄弟的妻子，霸佔民間少女，謀殺姘婦的丈夫。

為了滿足貪得無厭的享樂慾望，他幹盡傷天害理的事情。特別是當他攀上了當朝宰相蔡京並拜其為義父，他的惡行不光沒受到懲處，反而左右逢源，步步高昇。

沒落腐朽的專制制度和畸形發展的商品經濟並行，封建權勢和金錢的一拍即合，中晚明時期，尤其是晚明，整個社會都陷入瘋狂和黑暗之中。

《金瓶梅》是在社會夾縫中對內心苦悶的宣洩。書中對權，錢，色的關係作了大膽的描寫，深刻地揭示了那個時代的各種罪惡以及封建的宗法制度下的資本主義商品社會中的種種人性的扭曲和社會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