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董卓本是袁式故吏。漢時，官員講究出身，禮法上對自己的舉主，薦主就像對待君主一樣。熹平年間，司徒袁隗徵董卓為掾吏。這樣董卓和袁式就有了門生和師長的關係。

其次，董卓武人出身，不通政事。袁式四世三公，天下士人盡出其門，袁紹又為士人領袖，因此，對於袁紹，董卓是以拉攏為主，希望其幫助自己治理天下。

最後，袁式勢力龐大，殺袁紹一人，天下就可能會大變

因此，袁紹殺不得。

董卓要殺袁紹，《三國志·袁紹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

這是陳壽的原文，裴松之在這段文字下面作注，更能說明前因後果：

裴松之引用《獻帝春秋》說：

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衝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痴，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衝，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

這裡的情節比《三國志》的更詳細，而且董卓大罵袁紹為豎子，並且威脅袁紹說“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

袁紹這是也表現出極為英雄的一面，針鋒相對道：“天下健者，豈唯董公？”且“引佩刀橫揖而出”。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這樣的情況下，火藥味極濃，一言不合便可失控，董卓何如能放任袁紹安全離開長安。

即便是董卓曾受過袁紹叔父的恩情，“司徒袁隗闢為掾”，這也不足以保證董卓不殺袁紹。

臣松之以為紹於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強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哮闞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

很明顯，裴松之認為，董卓罵袁紹並說要殺袁紹的話是虛假的，不可信。

這應該是為了描寫董卓的惡而已有意如此寫的。

袁紹也不會早董卓如此強硬的，

《三國志》中記載：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

這是董卓在廢帝之前的事，“紹畏卓，不敢發”，可見袁紹是畏懼董卓，在董卓面前表現的很順從，即便是裝作順從，他也沒有跟董卓對著幹。

等到袁紹離開長安，亡奔冀州之後，他才敢明確反對董卓，召集各路人馬討伐董卓。

此外即便董卓便袁紹有殺心，當袁紹離開長安之後已經遲了。

袁紹離開後，董卓身邊有人給他出主意：

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世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袁氏家族的底蘊很厚，“樹恩四世，門世故吏遍於天下”，董卓不得不要顧忌袁家的影響力。

漢末，世族（汝南袁氏、弘農楊氏四世三公家族為代表）、宦官（十常侍為代表）、外戚（何家為代表）相互制衡，始終沒有董卓這種良家子出身登上最高政治舞臺的機會。

董卓想掌控中樞，必須、只能與三者之一合作。宦官名聲太臭且遭遇致命打擊，外戚已經垮臺，經歷黨錮之禍，世族掌握輿論的威力天下人都看的清清楚楚。董卓幾乎沒有選擇，必須、只能與世族合作（可惜世族絕不可能允許良家子破壞規矩）。

汝南袁氏、弘農楊氏這兩顆參天大樹，蔡邕、鄭玄這樣的天皇巨星、經學大師（胡孔明、八顧八駿八廚八及這類名士），穎陰陳氏、潁陰荀氏、汝南許氏這樣掌控輿論的超級名門。那一個也不是董卓原意得罪的，那一個都是董卓必須拉攏的。

不論袁紹再如何得罪董卓，只要還有一線緩和希望，董卓也不會輕易撕破臉的，他沒的選擇。皇帝支援又如何？宦官集團強大又如何？外戚囂張一時權傾天下又如何？黨錮之禍極大的打擊了世族集團又如何？天下的根基是世族集團、輿論掌控在世族集團，與世族集團為敵，良家子出身的武夫沒有勝算。曹操殺邊讓、孫策屠江東，都要付出代價，都不可持續，最終仍要妥協。

隋煬帝徵高句麗，侵害了七家五姓門閥的利益，天下大亂被李唐漁翁得利；李世民努力平衡關隴軍事貴族、七家五姓傳統門閥，不惜將其代言人魏徵寬恕，貌似言聽計從，不過是吸取隋煬帝教訓，向七家五姓傳統門閥妥協罷了；董卓遠沒有隋煬帝、唐太宗的優勢，當然也不會有對抗世族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