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就是用對方需要的物品或資源進行交易從中賺取利潤。當然，許多商人為了賺取更多利潤，弄虛作假，缺斤少兩，甚至有些時候就是“落井下石”。但是下三流應該算不上吧，頂多是奸詐吧。至於榮華富貴，也就是少部分商人吧，古時候的商人發家的原因：各個地方訊息閉塞，便宜進貨高價出售，掙取差價。能不能榮華富貴，還是看個人頭腦和運氣。

商人，在中國古代一直是比較低賤的職業，哪怕最後發家致富了，也經常會被別人瞧不起。因為商人這個職業，就是由奴隸演化而來的。商朝滅亡時，許多商朝人已經淪為奴隸，西周的皇族決定，用這些奴隸販運物品。商朝人以國為姓，即今日商姓的由來，商朝王族被封於宋國，商民善於經商，周初將這些生意人通稱為商人，雖然後來隨著歷史的發展，生意人已不再以商朝人為主體，但人們卻習慣仍把商人作為生意人的通稱。

所以，歷代都瞧不起商人，又因為商人多靠詭譎、奸詐發家，許多人對商人表示不屑，認為那是低賤的勾當。哪怕商人已經富可敵國，依舊逃不過被別人爭議。

封建中國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統治者往往強調務農，歷來如此；從統治者的觀點來看，的確是士、農、工、商，商人下三流。

商人地位真的低麼？士且不說，大家都知道。咱們說說排名在商之前農和工，他們真的地位比商高麼？農就是種地的，工就是工匠，你們說，這兩個階層，要錢沒錢，要權沒權，這兩個階層在經濟方面一般都不及商人，做生意的，甚至在經濟地位方面相差很遠。

古代的商人的奢靡史料都是有記載的。如漢代鄧通富甲天下，再如晉代的石崇的富可敵國。

古代的門閥世家，力量強大到可以影響朝廷。

統治者為什麼要禁止官員經商，禁止商人子弟當官，並把商排到最後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商人太強大了，比如春秋時期的呂不韋，商人實在是強大，再如古代的門閥世家，力量強大到可以影響朝廷。

尤其明朝中後期，工商業進一步發展，在東南的商人，勾結倭寇；在北邊的商人，勾結滿清，把滿清養成了大患。

誕生於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它與形成於愛琴海的古希臘工商文明不一樣，是一種土裡刨食，安土重遷的農耕文明，它對重利輕義，險中求利的商人有著一種本能的排斥，它只看到商人在流通領域高賣低買，賺取中間差價，便認為其奸黠狡詐，不事生產而徒分其利！認為商業本身不創造價值，反害農桑，故素有重農抑商一說。換句話說，對經商致富的不屑，認為農為本，商為末，重本抑末，這是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最大的差異，也是中西文化的分野，更是近代中國落伍的主要原因！

以農耕文明為內涵的東方式專制，最大的特點是把人緊緊捆綁在土地上，依靠土地上農作物產生的收成，汲取稅賦然後供養軍隊，開疆拓土，然後再擴大農耕的規模 ，由此形成強大的東方專制國家。那些為逐利而隨意流動販運貨物的商人因不容易控制而成為國家的賤民階層，而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才是攫取稅賦的最佳物件。在漢文化的語境裡，唯利是圖成了商人的標籤，做人的反面教材，被官府所歧視，被社會所不齒。因此我們看到春秋戰國時代每一次變法都是拿商人開刀，從吳起變法到商鞅變法都有重農抑商的內容，翻開古代典籍，商賈負面形象的文字比比皆是，“見義忘利”，“待價而沽”“商人重利輕離別”等等...中華文明只會永遠在農耕文化裡打轉，進化不出與西方並駕齊驅的工商文明，幾乎沒有爆發工業革命的可能，所以近代中國的落伍是一種必然的宿命。

在這種濃郁的農耕文化氛圍下，斂了財的官員或致富的社會成員都會去買田買地，而不會去投資工商業。經商成功會被認為是巧取豪奪，發不義橫財，被主流社會所不齒，在一些朝代不準做官參加科舉，比如隋唐時期，“士農工商”商排最後，當時科舉制明確規定，商人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宋朝稍好一些，宋朝開國以後實行重文輕武的國策，規定商人及其子弟可以入學讀書，也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考中可以做官，商業貿易是朝廷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商人受到尊重，地位有所提高。所以宋朝是中國古代最接近工商社會，最有可能出現工商文明的朝代，可惜毀於蒙元，成為歷史程序中一懸疑。而在明朝卻大大後退，甚至規定商人不許穿綢緞，明朝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只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明朝首富沈萬三的遭遇更形象預示了商人的悲催境地，他從江南鉅富到家破人亡，就是因為出錢修築了南京城，還打算再出錢為朱元璋犒賞三軍，最後落得充軍雲南，子孫隱姓埋名。

古代的商人真的是下三流，榮華富貴只說對了一半，富而不貴，而且沒有安全感，官府隨時可以冠冕堂皇之名予以奪取，所以在清朝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富起來的商人出錢捐個官，買個頂戴花翎以進入體制內求得安全...而且，這些現像有著我們深厚的民族心理背景，很難短期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