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是一個與李鴻章並肩的人，兩人的第一次交鋒是1884年，北韓甲申政變，兩人就在北韓派兵意識上展開了較量，最終達成了《中日天津條約》。那年李鴻章61歲，伊藤43歲，看著這位小自己18歲的後起之秀，李鴻章也不禁一陣唏噓。

1894年，已經年過古稀的李鴻章在十年後再一次遇到了伊藤博文，這位年輕的政治家剛過知命之年，十年前的李鴻章對上伊藤博文也許還有一搏之力，而現在的自己已經明顯地感到了力不從心。 2月，馬關議和，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伊藤可不允許自己放過這麼一個痛敲竹槓的機會。 對於李鴻章，伊藤表現出了足夠的尊重，談判會場有專門為李鴻章準備的痰盂。但是，私情是不會夾雜進公事。所以，無論是賠償，還是割地，這樣痛宰清廷的條件是一個都不能少，唯一做出的讓步，便是在李鴻章遇刺時候，稍稍收斂的議和條款，以及從3億削減為2億的賠款。

對於李鴻章，伊藤是懷有足夠好感的。以至於他對中國的情況也是十分的熱心。以下是關於這兩人在議和中的談話。伊藤說：“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可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李鴻章唯有嘆息：“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欽佩。且深佩貴大臣力為變革尚俗，以至於此。中國之事囿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雲中國地廣人眾，變革諸政應由漸而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為歉!自慚心有餘、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相論，亦有深知中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者。”

伊藤道：“天道無親，唯德是親。貴國如願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願以償。蓋天之待下民也，無所偏倚，要在各國自為耳!”伊藤博文對於清政府的敵視，可以說，隨著馬關條約的簽訂而消逝了。畢竟，在他的觀念裡，亞洲，還是亞洲人的亞洲，這是不容許西方白種人插手的。所以，聯合中國是相當有必要的，這一觀念在之後幫助康有為進行戊戌變法有著明確的表示。但對於這樣一個腐敗到骨子裡的清政府，伊藤博文的看法則是，這時候就該打，狠狠打，打到他怕，然後收服他，然後才能與之結盟。

“中國強，日本才能強。中國好，日本才能好。”這句話，你有可能不敢相信這是從一個發動了侵華戰爭的人嘴裡面說出來的。但確確實實，這句話是伊藤博文說出來的。戰後，進步人士們爭相向日本學習。中日關係也曾一度緩和。戊戌變法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在這期間，清政府也曾計劃過聘請伊藤博文來擔任國策顧問，不過，因為西太后的戊戌政變而被中斷。當時，伊藤博文已經以私人的身份來到了中國。因為西太后的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禁，而梁啟超被迫逃亡日本使館，而當時日本使館的大使因為沒有東京命令而舉棋不定。就伊藤博文來說，他所提倡的同一個亞洲和福澤諭吉所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是兩個完全不相同的概念。對於中國改革的有生力量，伊藤博文是有著愛護之心的，所以他當機立斷地發出命令“保護他”。

1901年7月，油盡燈枯的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十一國簽訂了《辛丑條約》之後，帶著“外修和好，內圖富強”的期望，離開了這片±地。伊藤在不久之後，也離開了塵世。

如果用四個字來形容兩者的關係的話，應該是：亦敵亦友。至少在李鴻章的眼裡是這樣。

然而，在私人交往中，友誼的小船尚且說翻就翻。在國際交往方面，就更是如此了。正如民國時期的外交家蔣廷黻所言：“國際的關係，不比私人間的關係，是不講理，不論情的。”從歷史上看，李鴻章跟伊藤博文的交往，或許更能看出日本政客的陰險狡詐。在這方面，馳騁滿清官場的李鴻章，顯然是被伊藤博文給算計了。當然，從兩者的關係，可以管窺當年兩國的深層次因素。

1885年，伊藤博文出使中國，想從晚清政府那裡訛詐些好處。兩人見面，年長伊藤博文18歲的李鴻章對這位後生惺惺相惜。在李鴻章看來，“該使（指伊藤博文：筆者注）久歷歐美各洲，極力摹仿，實有治國之才，專注意於通商、睦鄰、富民、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併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

客觀來說，李鴻章這番認識是清醒的，有遠見的。然而，大環境之下，李鴻章能有什麼樣的變革呢？他充其量就是一個裱糊匠而已。

直到李鴻章馬關乞和時，李鴻章對變革方有了更深的認識。但為時已晚。且看兩人之間的對話：

伊藤博文說：“數年前與閣下在天津相會時，敝人曾進言：貴國之現狀，實有改進之必要，想閣下尚能記憶此事。但爾後貴國晏然依舊，不圖改進，以至今日，實深感遺憾。”

李鴻章：“實感遺憾……邇來雖常以素志未伸為憾，但夙願未能一日或忘。唯限於時勢積弊，以致虛度歲月至今。”

日本是真變革，洋務運動等，只是半吊子的變革而已。其結果，歷史已經做出了公正的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