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是由於中央政府政治黑暗，十常侍橫行朝野，對地方的控制越加衰弱，造成土地兼併問題日益惡化。

使地方豪強有了崛起的機會，他們一開始靠著自己的財力組織自己的武裝軍隊保衛家園，後來就逐漸演變成擁有私人武裝的軍閥，如曹操、劉備等人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嶄露頭角，由於各路諸侯心裡都有自己的小算盤，最後才導致了三國鼎立軍閥混戰的大時代。

三國時代是中國古代時期人口最少的時代。以至於造成了老百姓人吃人的局面。

東漢帝國的滅亡是各種複雜因素合力所導致，這些導致它滅亡的力量，既有來至於帝國內部的，也有來自於帝國外部的。

先說說來自內部的因素，大致有三點：

豪強政治：

地方豪強興起於秦漢之際，社會經濟發展使得他們有了進行土地兼併的空間和土壤，長久下去必然危害到中央政府的利益。《前漢紀》對豪強的危害有著比較深刻的揭露，“豪強富人佔田逾制，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所以，豪強一直是中央政府抑制和打擊的物件。

西漢初期，劉邦在郎中劉敬的建議下制定了陵邑制，以侍奉陵寢為名，將關東地區大量的高官、豪富家族遷往關中長陵。其中以漢武帝為打壓豪強的典型代表，除了強迫將全國的豪強遷往關中陵邑進行嚴密監視以外，還在經濟上對豪強予以重創，將分散在各地的鑄幣權力全數收歸朝廷，同時又重用酷吏，以嚴刑酷法打擊不法豪強，動輒便有豪富權貴之家慘被滅門。

直到漢宣帝以後，陵邑制漸趨沒落，地方豪強勢力漸漸抬頭。

但是，直到西漢滅亡，豪強也很難和中央朝廷抗衡，這種情況在東漢有了根本的轉變。因為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就是靠著地方豪強的支援才得以消滅一個個對手統一天下，所以從開國之初，豪強大族就有著天然的優越地位。這也是門閥始於東漢的主要原因之一。隨著皇權漸漸式微，豪強勢力變的強勢也就順理成章。

朝廷內部鬥爭：

在靈帝以前，豪強大族勢力雖大，但一直都與中央政府保持著微妙的平衡，是以多數時間裡都相安無事，直到朝廷內部出現嚴重分裂，鬥爭白熱化，平衡才被徹底打破。

公元189年，外戚何進勾結董卓與豪強出身的袁紹謀劃誅除宦官，失敗後慘被宦官殺死在宮門之內。事後，袁紹藉機帶兵衝入宮禁，誅殺宦官，徹底將宦官勢力剷除。

自此，外戚集團與宦官集團全部覆滅，支撐中央政府的三駕馬車，只剩下了年幼力弱的皇帝，豪強勢力開始瘋狂的吞噬皇權。抑制地方割據勢力的最後堤壩被徹底摧毀。

皇帝短壽昏聵：

東漢皇帝都有一個明顯的問題，那就是壽命不長，執政時間相對較短，又大都昏聵無能。其中，桓帝36歲，靈帝34歲，少帝16歲。皇帝短命除了執政時間相對短以外，帶來的另一個致命問題就是繼承人在承繼皇位時年紀尚幼，不能親自掌管國政，必然會大權旁落，進而加速統治集團內部分裂。

再說說外因，大致可以歸結為兩點：

百年羌亂：

東漢立國百多年，羌亂始終像牛皮癬一樣折磨著這個看似強大的帝國。沒錯，東漢最大的邊患已經不再是匈奴，而是來自於河西隴右等地的羌人。

從第二任皇帝明帝開始，羌人叛亂開始嚴重威脅關中安全，漢軍開始不遺餘力的打擊羌亂，直到桓帝時期共一百多年時間裡，仍舊沒能很好的控制住羌人制造的邊亂。而東漢帝國除了打擊羌人作亂以外，還要耗費同樣巨大人力物力支援漢軍在西域的經營，長年累月之下，就算再龐大的帝國也難以揹負如此沉重的包袱。

並且隨著地方豪強的坐大，中央朝廷政治軍事經歷各項實力都在不同程度的萎縮，此消彼長之下必然會積重難返，元氣漸盡。

黃巾之亂：

如果說綿延百年羌亂漸漸耗光了東漢帝國的元氣，那麼始於公元184年的黃巾之亂則將老邁的帝國徹底踹向毀滅的深淵。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黃巾軍在這種蠱惑人心的口號下，向蝗蟲一樣席捲了東漢帝國的大半土地。最後的漢軍精銳在混戰中逐漸消亡殆盡，內外交困下的中央朝廷不得已放鬆了對豪強壓制，藉助地方豪強的武裝力量平叛。

儘管黃巾之亂被成功平息，但漢軍實力銳減，漢室威信也遭到了沉重打擊，武裝起來的地方豪強借機抬頭，這都為日後群雄割據鋪平了道路。

明末學者王夫之曾說過“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這並非對煌煌炎漢的誇讚，而是切中要害的批判，誠如《司馬法》所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儘管東漢的滅亡有著各種複雜合力的作用，但綿延百餘年、無休無止的征戰才是導致國力損耗，民怨沸騰的癥結所在。由內而外喪失統治根基的東漢，從瓦解到分裂割據，勢成為必然。